何向阳：王蒙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您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获得“人民艺术家”这一国家荣誉称号。作为一个与时代同行、与祖国共命运的作家，您的作品几乎在每个历史阶段都留下了印记，您如何看待作家、艺术家个体创作与他所处的大历史之间的关系？
王蒙：谢谢您！新中国的建立跟文学界、文学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年10月1日以前，中国有一大批优秀的老作家，比如鲁、郭、茅、巴、老、曹，冰心、叶圣陶、丁玲、艾青、欧阳山、草明、赵树理、康濯、马烽等等，作家的阵容特别强大。在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大量作家回归内地、回到大陆来写作，年中国有90%的写作者都是欢欣鼓舞地进到北京，来迎接新中国的建立。就说我自己吧，我的青年时期，甚至是少年时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度过的。我所处的那个时期正好赶上时代的大变迁，这给予了这一代人激励、激情，也为我们提供了亲眼为历史作证的机会，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这一代作家的幸运，也在以后变成了我们写作中共同的一个文学的主题或者说是母题。
何向阳：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青春万岁》，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书单，这部小说影响了一代代的读者。对于您来讲，它的意义更是不同，您个人的青春年代与共和国的青春是同频共振的，而且这种“同频共振”的关系在您的创作中一直贯穿始终。
王蒙：你刚才说的这个词——“同频共振”，我特别喜欢，也特别感动，我们这代人如果说幸运，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年龄和这个国家的历史发生了共振。那些小至十三四岁、大至十八九岁的青少年，他们赶上了革命的胜利，国家命运再造的进程，这是多么难得。
年11月我开始写《青春万岁》，确实也是一种勇敢的对于这个大时代的记录和应答，我想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青春万岁》现在仍然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在重版，年也有新版，不止一个版本，我很受鼓舞。因为《青春万岁》是年开始写的，年我获得了半年的创作假，基本写完了这部作品，这部小说的序诗，就是您刚刚讲的“所有的日子都来吧”。当时我特别崇拜的诗人是邵燕祥，我就把序诗寄给邵燕祥，后来他都忘了，但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时我是他的一个“粉丝”，当时他给我回了封信说“序诗是诗，而且是好诗”，这话很有师长的味道。诗一上来有两句话，为了整齐他给我改了，本来是：“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最后他改成了“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何向阳：您在《王蒙八十自述》中写道，“超越一切的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他能写出一代社会主义工农国家的青年人的灵*，绝不教条，绝不老套，绝不投合，然而它是最绚丽、最丰富，也最进步、最革命、最正确的。”能够以这样热情的文字写一位作家，足见《青年近卫*》对您写作初始时期的影响，少年时代对俄苏文学的阅读和接近，构成了您作品最初的理想主义底色。
王蒙：法捷耶夫是一位长满了革命者的神经与浪漫的艺术细胞的作家，他的革命理想、艺术理想、文学激情融合在了一起。他写的苏联卫国战争中的青年近卫*成员，单纯而又丰富，勇敢而又坚忍，忘我而又个性化。16岁的队长奥列格，冷静周到，有着领导人的素质。净如水莲的乌丽娅，深沉矜持。而泼辣靓丽的柳巴，玩弄法西斯如入无人之境。险中取胜的丘列宁，是孤胆英雄。他们与另一种空虚的、颓废的、自私的哼哼唧唧的人生是怎样的不同啊。即使苏联最后解体了，法捷耶夫则早已自杀，他写青年英雄人物，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他的新生活与新人梦，他对于美好的青年美好的人生的向往，仍然永在。我当时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我们那时每天讨论的都是培育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
何向阳：您的创作有几次高峰期，比如20世纪50年代、80年代、21世纪的今天，您的创作均处于“突飞猛进”的爆发期，三个时期各有代表作，从《青春万岁》到《活动变人形》到《笑的风》，各个阶段的中、短篇也极为精彩，比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比如《蝴蝶》《布礼》《明年我将衰老》《生死恋》等。您是如何在时间或经历可能要拿走您的文字的时候，而紧紧地抓住它从不放手的？您是怎样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特别昂扬的创造力的？
王蒙：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当然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也可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我们现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青春万岁》不是年第一次出版，而是上世纪50年代就出版了，当时获得的反应可能比后来还强烈很多。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安慰自己，这也算是对我的写作的一个考验，一部作品毕竟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的、历史的考验。您记得吗？国庆70周年，国庆群众游行的一个方队就命名为“青春万岁”，而方队的群体自行车队，是多么接近*蜀芹导演的《青春万岁》影片场面啊！这也是我的幸运，尤其我没想到，在邵燕祥的帮助下改出来的序诗，现在还有点家喻户晓的劲儿。
何向阳：这首诗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中都能引起共鸣。它跟您的许多作品一样，就是总会有一个非常光明的底色在里面，有一种乐观的、不顾一切而向前走的精神，我个人觉得您的作品一直有一种追光感，或者说是一种趋光性，一种向前的行动，它是追光而行的，哪怕在个人创作不是很顺畅的时期，或者是坎坷、曲折的人生段落里，您的作品，包括您本人也一直给人以一种追光的感觉。
王蒙：我是觉得不管怎么说，在我已有的80多年人生历程里，一个始终有目标、有太多的热度与活计的人生是幸运的，它是光明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是一个足实与成功的人生。我86岁了，没闲着，不必蹉跎踌躇，这绝对是一种真实的心情。我也觉得环境对我来说仍然产生了正面的影响，我开玩笑说，人这一辈子跟打篮球一样，上半场你输得比较多，15比68落后，可是下半场你打得优秀一点，反败为胜了，大比分超出，还发什么牢骚，还吭吭唧唧什么呢？
这是从个人角度，从社会、国家的角度来说，我这辈子经历了别人几辈子的事，原来咱们吃喝拉撒睡是什么样的，现在又是什么样？我小时候出生3年最大的事就是卢沟桥事变，日本占领了我们的国土，当时我是在沦陷区也叫占领区。我这一辈子经历了太多事儿了，当然自己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我自己也参加了，也争取了，也冒险了，也奋斗了，付出了不可以不付出的代价。看到新中国的建立，有这么一个光明的底色。
何向阳：年，您29岁选择了去*。
王蒙：对啊，我已经快要30岁了，世界这么大，尤其*，不到*你能知道伟大祖国有多大吗？一到*，我立马就服了，那出一趟差到伊犁得三天三夜才能到地方，到喀什得六天六夜才能到，到和田需要九天九夜。在*，人对于空间和时间的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此外当然还有文化观念的变化。这也是我人生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而且我还必须说明，在这个阶段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只能说，我的选择是一个自然的正面的选择。我没有因为去*而悲观失望，而是越来越有希望。
何向阳：近年，您的《生死恋》《笑的风》出版，就在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您的50卷《王蒙文集》。从数量上看，您的作品呈几何级数增长，从时间上看，它还一直在不断“生长”和“可持续发展”着。我为您旺盛的创造力感到惊喜和敬佩。
王蒙：大致是年底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个字的短篇小说叫《冬雨》，这个作品后来翻译成了捷克文、斯洛伐克文和英文，在捷克出版的3种文字的文学刊物，都把它发表了。从那以后一直到年，我基本上都没写过什么东西。这其中有20年的时间是沉默着，也不能说没有发表过，因为好像年发表过两篇，但有相当长时间基本上写作是中断的。一旦能写作，就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写，就叫厚积薄发吧，因为歇菜20年了。我对写作的最大的动力，还是对生活的热爱，这个热爱可以表现为兴趣，也可以成为热烈与坚忍的期盼。它是一种激情，你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爱恋。
何向阳：年，对您个人来说是一个转折点。您个人生活情感的变化与社会生活的变化再一次结合在一起，年之前，您有一阶段的创作多集中于对老子、庄子的文化解读上，好像从年以后，您又开始大量写小说了。
王蒙：对，也可以说是一次新的井喷，其中有历史的背景，有个人的生活，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变化，所以我的创作确实又掀起了一个实际的高潮。甚至于我还要说这里头也有文化的变化，因为那一段找我谈文化问题的人也特别多，有文学的话题，有语言的话题，我一进入那个语言圈里就欲罢不能，光这些词就把你给点燃了。目前，说起文学创作、小说创作，我仍然在兴奋之中，不管你写多少论文，多少诸子百家的研究文章，一写起小说，每一个细胞都在跳动，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我想说得瑟，后来改成抖擞，其实我心里想的也可能是哆嗦。
何向阳：最近读您的《笑的风》，您把中篇改写成了一个长篇，里面还有一些诗歌，这些诗都是您原创的吗？您的诗集我读过。相比而言，您的小说的抒情性越来越强。我是说这太有意思了，是一种叙事和诗意相互交织的状态。
王蒙：这是我从《红楼梦》里学的。中国人对我们平常说的五言七言诗非常有兴趣，吃喝拉撒睡，会客、游戏、娱乐、喝酒都要写诗。曹雪芹动不动在小说里就来一段儿。中国古代有一个成见，小说、戏曲、还有词（实际上是唱词）都是低俗的，文章和诗才是高雅的。曹雪芹当时潦倒不堪地写小说，同时他提醒读者，他也会写很好的诗。我的文集里，最早的作品就是10岁做的第一首古体诗《题画马》，那时候我每天都在学画马，可是我绘画没有任何才能，却写了“千里追风谁能敌，长途跋涉不觉劳，只因伯乐无从觅，化作神龙上九霄”。我当时10岁怎么就想出这种诗了，而且摆出一副怀才不遇的架势，现在我也想不明白。
何向阳：在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每一个时代都存在一个艺术表达的尺度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蒙：我最近在看电视剧《装台》，这个电视剧由陈彦的小说改编，这部作品还被评为当年的中国好书。陈彦写了很多生活中的老百姓、小人物，有好人，也有无知的、不讲理的、坑害老百姓的人，像铁主任就专门坑害装台的工人，装台的工人很可怜，要编制没编制，要合同也没有合同，家庭教育也有很多问题。这个作品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收视率非常高，就是因为其中可以看见老百姓的生活，作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电视剧之所以取得成功，我觉得关键就是它跟那种概念化的戏剧不一样，它让你感觉到非常强的生活质感，内容驳杂，杂而不乱，方言、饮食、戏剧、生活琐屑，一应俱全。
如果你对生活有着真情实感有深切体验，你对人民有大爱，写起来就得心应手，既不发生尺度的问题也不会发生文思枯竭的问题，怎么写怎么对。你要有生活，有爱心，有充足的经验，才能不显出捉襟见肘。我觉得，咱们都应该琢磨琢磨《装台》，这对于咱们树立写作的信心、文学的信心、语言的信心有裨益。
何向阳：您于年捐赠款项，在中华文学基金会设立了王蒙青年文学专项基金，用于奖掖4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创作，做出这样的决定和举措您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王蒙：因为我必须面对现实，我已经86岁零3个月了，和《青春万岁》那本书里不同，我已经耄耊之年而且走向鲐背之年了，而文学的希望、文化的希望在青年身上。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我还想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归根结底，是他们的”，是比你们和我们更年轻的一代。
青年作者、青年作家、青年诗人、青年演员、青年编辑的队伍还可以增强，我希望在我日渐老去的日子里同时也能够表示出自己的一份心愿，就是希望我们国家有更多的文学业绩更多的文学瑰宝。
何向阳：您认为文学在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方面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您对年有什么愿景和期待？
王蒙：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人民日报》还约我写了一篇短语，字的对新的征程中建设文化强国的一些想法。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马上迎来建*周年，中国的发展变化，包括个人的精神生活、私人生活、家庭生活轨迹，其中有很多故事很多事情还远远没有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我们对文化的期待、对文学的期待，离彻底落实贯彻下来还有很大的距离，还需要艰苦奋斗，还得苦干，我们对语言文字的运用，对生活的理解、表现和把握，对历史的理解和认知，这里面的学问还大着呢，活儿还重得多，其间既有迅速的发展，又有对古老传统的继承。就像咱们刚才说到的《装台》，其中既有中国文化的老老实实、本分、耐性、忍辱负重，也有不断追求新的标准、新的方式、对艺术的把握，就连刁顺子时间长了也有点艺术细胞了。人的快乐、困惑、收获、失落、艰难、喜悦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对这些的感悟，对于建设文化强国的理解还需要深化、研究和部署，这确实是一个大学问，而且也是一个责任如山的任务。
何向阳：谢谢您王蒙老师。祝您新年快乐！期望新的一年读到您更新更多的作品，也期望您健康长寿幸福。等到年，您岁时，希望我们还在一起畅谈文学、畅谈未来。
王蒙：谢谢。悄悄告诉您一句，有位老朋友前些日子来看我，对我的要求是，一定要活到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年。我还差远啦。谢谢朋友们的祝愿。新年好！谢谢！
来源：《文艺报》年1月27日5-6版
责编：刘海波
审校：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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