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通锵从北京大学中文系门前走过。
叶蜚声、徐通锵著《语言学纲要（修订版）》
徐通锵著《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
学人小传
徐通锵（年—年），浙江宁海人，语言学家。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语文专业，年毕业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著有《语言学纲要》（与叶蜚声合著，）、《历史语言学》（）、《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基础语言学教程》（）、《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语言学是什么》（）、《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等。
徐通锵先生的学术飞跃，是在60岁之后完成的。60岁之前，他已经是一位享有盛誉的语言学家；60岁之后，他有了“字本位”理论。虽然60岁之后的徐通锵“推翻”了60岁之前的徐通锵，但他的初心从未改变：建立一套基于汉语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体系，在世界语言学界发出中国声音。
保守又开放的先生
年，徐通锵生于浙江宁海一个小山村。年秋，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考入宁波中学。若干年后的北京大学校园，有一辆著名的、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自行车，载着他上课下课，陪着他一起追寻语言的真谛。不过那时在宁中，徐通锵是连一辆破自行车都没有的。每年假期回家、返校，都是徒步。里的路程，一走就是两天，有时还要赶夜路。徐通锵从不以为苦，一切随遇而安。
很多人回忆，徐先生在生活上固执而保守。年，徐通锵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小山村来到首都，后来又去美国访学，这些都没有让徐先生变得“洋气”。他保持着自己在南方农村的生活习惯。在北大宿舍，他坚持冬天睡草席而不铺床单。由于在家乡没有吃过茄子和番茄，就一生不吃。在山西调查方言时，破例尝了尝甜瓜，纯粹是为了不驳学生的面子。20世纪80年代初，“洋快餐”尚未进入中国，汉堡包还是个新鲜玩意。徐先生那时在美国加州访学，一次也没吃过汉堡包。在北大上课，他冬天常穿一件不知道有多少年头的黑呢短大衣，拎着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可能时兴过的双梁黑布包。后来，这个黑布包遵从自然规律坏掉了，他叹息“现在到处都买不到了”。如果能买到，他还会来个同款。房子是学校分的，从筒子楼的一间小屋到畅春园的二居，最后终于换成了三居，他感到“革命到底了”，一家人够住了，非常满足。然而，他家里实在没什么装修，一直沿用着表面呈颗粒状的水泥地板，电视、冰箱不知道用了多少年头。最多的当然是书橱，深红色的，姜*色的，油漆斑驳不明本色的。有人好奇徐先生的书橱为何这样“多姿多彩”，问了才知道，原来有些是学生离开学校时留给老师的，还有一件是“文革”期间徐先生亲手做的——由于木匠手艺高超，徐先生还得过“徐木匠”的外号。
徐先生又是活跃开放的。他不吃汉堡包，却会跳踢踏舞——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可是时尚青年才会的外国舞蹈。他还会拉胡琴、唱京剧，学校搞文娱活动时，常常会表演一段。他还爱爬山，会打篮球，关心时事，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厨艺。徐先生做的笋子烧肉独辟蹊径，红烧鱼“闻名海内外”。他从不“挟艺自傲”，有人来“蹭饭”，就亲自下厨。学生、同窗、同事和他们的孩子，很多人都品尝过徐先生的厨艺。学生到导师家吃饭，一开始难免有些拘束。不过，徐老师奉行的原则是“不要管他/她，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吃不饱也是自己的事儿”。于是，学生们逐渐不客气了，开始“挑肥拣瘦”，还“明目张胆”地点起菜来。
生活中的徐先生是平易可亲的，学术中的徐先生却“不太通融”。他的课不好过，作业不好完成，跟他做论文也休想蒙混过关。王洪君先生是徐先生的开门大弟子，她说，跟徐先生做硕士论文时，光方言调查就在山西待了近三个月，白天记音，晚上整理音系，核对、抄写，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其间因为饮食不适还生了一回病。有的学生，论文还不成熟就拿去投稿，徐先生发现了，就会压下，直到改好才放行。他要求学生不能说空话，必须用事实、语料来支撑观点。如果语料反映的事实和学术界的现行观点不符，徐先生会毫不犹豫地推翻现行观点，哪怕是他自己的观点。
这种开放和坚持贯穿了徐先生一生的学术道路。
西方理论与汉语问题
年《马氏文通》出版，在汉语研究中引入了西方传统的语法研究体系，被公认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端。从此之后，引入西方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成为中国语言学的主要发展模式。
徐先生也一直努力学习外语，研读西方语言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