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促进了“中学西传”，是文明对话的纽带，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碰撞的重要载体。中医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一直是汉学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梳理中医药海外传播的轨迹，厘清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源头，爬梳汉学研究发展的脉络，进而复刻和考证中华传统文化对西方知识体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对中医药国际传播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年4月24日，《中医药文化》第十届国际学术工作坊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举行，主题为“汉学视域下的中医研究”。
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举行的《中医药文化》第十届国际学术工作坊，主题为“汉学视域下的中医研究”，由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中医药文化》编辑部、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南京农业大学典籍翻译与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翻译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共同召集，来自北京语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敦煌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广州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PIHMA研究和教育基金会等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60余人参加了本次学术活动。本次工作坊共有20位学者、分四个论坛做报告，从历史、社会、文献、人物、语言等不同角度，感知、研究和思考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和对话特点，深入挖掘汉学视域下的中医学研究价值。主题论坛一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原主任、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会长张西平教授以《关于研究中医西传的一些思考》为主题，阐释了他汉学研究领域的三点体会：第一，西方对于中国的知识的传播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要从汉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来看待中医的西传；第二，要以历史学为基础展开中医西传的研究，尤其要重视基础研究，如文献学、目录学；第三，要在比较文明的研究中，将汉学纳入中国文化的研究范畴，揭示中华传统医学的世界意义。从方法学的视角高度概括了汉学领域中医药学术研究的思路，对该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北京语言大学徐宝锋教授的报告题为《中医国际化的话语体系构建》。围绕中医为什么要国际化、中医把什么国际化、国际化的中医应该是什么展开讨论，指出中医国际化是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重心，是生命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医国际化的过程当中，整体和谐的宇宙观和人体观、气血、情志、经络与脏腑的认识论及方剂配伍的标准与标注应是传播的重点，国际化的中医既应是人类健康的智慧体系、生命认知的知识体系，也应当是一套医养结合的诊疗体系。
复旦大学高晞教授的报告题为《中医西传的方法与视野：以中国根书简为例》。她提出，以往国内对中医和中国科学技术西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教士书信和翻译的文本上，《中国根书简》的发现进一步扩展了研究视野，即可以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科学家的著作和书信中发掘中外医学或科学文化交流的信息，由跨文化的角度探讨中国医学与欧洲近代医学形成间的知识互动。
南京农业大学王银泉教授的报告题为《欧洲博物学传统与16-18世纪中国医学》。他简要概述了古希腊科学体系中博物学知识的重要性，指出早期汉学研究重视中医乃是来华耶稣会士博物学视角的反映，并以《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和《中国杂纂》这三部汉学巨著对中国医学的译介为例，提出研究中医药在西方传播史应该重视对欧洲博物学传统知识体系脉络的梳理，同时对卜弥格三部中医译著的署名问题提出了新解。
主题论坛二
主题论坛二为国际专家专场，论坛采用线上视频会议的方式进行。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MartaHanson的报告题为“EpistemicgenresasmethodinChinesemedicalhistory”。她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通过具体案例分享了她对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成果，提出可借助中医医案研究、中医方药及中医古代文献、文本研究促进中欧医学互通及东西方医学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传统医学史研究对世界医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华盛顿大学SeanBradely的报告题为“SinologyinSeattle:TheHistoryofSinologyattheUniversityofWashingtonanditsinfluenceonthestudy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他介绍了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汉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及其成就，从汉学研究的视角，分析了美国汉学研究对中医药国际交流的重要意义。
PIHMA研究和教育基金会IoannisSolos的报告题为“EarlyinteractionsbetweentheGreek-HellenisticandtheGreco-RomanWorld,withtheChinese:Trade,MedicineandDiseaseinthelateantiquity”。他介绍了古希腊时期中国与希腊、罗马之间的贸易、药物交流以及流行性疾病的传变和治疗。
新加坡国立大学杨妍研究员的报告题为“ComparisonsandInteractions:TheSinologistHsuYunTsiao’sNanyangMedicine”。她从许云樵的南洋医药研究出发，阐明南洋研究作为专学的重要特征，重点是南洋区域内文化的比较和互动，能够从比较视野来看，发现东南亚医药文化的融合，而中西医也存在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之间的互动与融合。
会议现场主题论坛三复旦大学王建开教授的报告题为《中外融合促进互识互渗：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几点思考》。他在梳理中西文化交流互动史的基础上，提出中西方交流与影响都是双向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要有大局观、要互相尊重和协商、要找出共同点，才能更好地进行主动传播。
敦煌研究院杨富学教授的报告题为《元代色目医与中原医疗体系之变容》。他指出元代大批胡人入华，被称作色目人。蒙古西征，将大批西域工匠和医生带入中国，加速了色目医学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在色目医影响下，元中央设立回回医疗机构、兴办地方医学校等，促成了中华传统医学的大变容，不仅有利于元代医学的发展，更为嗣后明清中医的大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
广州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苏红院长的报告题为《从中医翻译家欧明翻译活动看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她系统介绍了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翻译家欧明教授的历史贡献，指出欧明对外翻译的翻译原则及翻译理念对于当前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参考价值。
华中师范大学冯玉荣教授的报告题为《儒门医学：一本19世纪的英国医疗手册》。她以《儒门医学》的翻译引进为个案，揭示近代中西文化意义上的“西医东渐”，指出即使在医疗知识和制度的层面上，也不只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们单方面地推进和运作，本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中西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汇，体现了西方医学知识体系与本土医学知识体系的融通。
浙江中医药大学郑洪教授的报告题为《19世纪后期美国病人对中医的认识——以SicenceofOrientalMedicine为中心》。他从晚清时期华侨中医谭富园的英文著作“TheScienceofOrientalMedicine”中美国病人给谭富园医生的信函出发，探讨19世纪后期美国病人对中医药的认知，指出美国患者对中医药的认识主要包括肯定中药疗效显著、赞扬诊脉方法神奇、认可草药茶治疗和饮食控制手段、接受中医疗程较长等方面，提出疗效是中医药“理念”跨文化传播的基础，但系统的“理论”传播则需要更多的文化条件。
北京外国语大学李真副教授的报告题为《18世纪晚期法国汉学名著对中国医学的介绍与认识——以中国通典为中心》。她以格鲁贤及其汉学代表作《中国通典》为中心展开讨论，认为《中国通典》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较公允的评介，促进了当时欧洲对中医的客观了解，推动了中医的西传，助推了中西医之间的知识对话，是中欧科学文化交流史、西方汉学史上的重要材料。
山东中医药大学张树剑教授的报告题为《新中国第一次针灸外交——年苏联专家来华学习针灸始末》。他详细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第一次针灸外交的成功实施，并指出遗憾在于未能够形成持续的交流。他还提出，中医药对外交流的重点在于对技术与文化的尊重与交流。
主题论坛四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单宝枝编审的报告题为《汉学研究家张其成教授学术贡献之我见》。她全面介绍了汉学研究家张其成教授的著作和学术观点，提出其研究和传播国学经典和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思路可供当今学者借鉴。
陕西师范大学李化成教授的报告题为《多维比较中的中医抗疫史研究》。他认为中国传统医学与西方传统医学之间存在着较多共性，在现代传染病防治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同和推广之后，我们需要从知识、机制和社会保障等更多方面加以考察。
广州中医药大学刘鹏研究员的报告题为《折衷中西：近代岭南中医中西汇通身体观的构建与评价》。他指出近代岭南医家在构建新的医家身体观时，既借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常使用的体与用、格物与穷理之辨等，又及时引入在当时看来颇为先进的西医解剖知识，提出近代医家中西汇通身体观的形成，直接影响了传统中医理论与临床辨治体系的嬗变。
云南中医药大学吴凯副教授的报告题为《触摸西方汉学与中医的交界》。他阐释了西方汉学与中医的交集与区别，认为在当下国内学界已将视野开放，从国学研究到汉学的转变是中医人眼界与世界观的嬗变，提出对中医对研究不能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