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小引
年，赵元任欲辞去哈佛大学哲学系教职归国，系主任提出须找一个哈佛毕业的人代替其职，便致函陈寅恪相邀。杨步伟在《杂记赵家》中说：“他回信才妙呢，他说对美国一无所恋，只想吃波士顿醉香楼的龙虾，这当然是不要来地开玩笑的说法了。”赵元任也亲口说过此事，并且留下了表情记录：“当他受邀去美国任教时，他说他不感兴趣，美国吸引他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去波士顿泰勒街的醉香楼吃龙虾。[笑]他在哈佛读过很短时间的书。”
（罗斯玛丽·列文森编：《赵元任传》，河北教育出版社，年，93页）
其实，陈寅恪游学哈佛，在年冬至年间，为时不算太短。此外，这波士顿龙虾令人留恋，乃是良有以也：波士顿向以海味著，著名政治学家浦薛凤年重游故地，就十分留恋于海鲜之美，“某晨人城购物,顺便进海味餐店大嚼一顿”，友朋邀宴饯行，也在在不离海鲜
（《浦薛凤回忆录》中册，黄山书社，年，-页）
。改革开放之后，国门重开，有师友前往留学访友，就颇传回在彼间大嚼龙虾的故事；粤港的海鲜餐馆，也每以波士顿龙虾相招徕。因此，由醉香楼龙虾，回溯陈寅恪先生在哈佛以及欧陆的饮食生活，应当是饶有兴味的事。
波士顿的粤菜渊源
梁启超年访美作《新大陆游记》说：“杂碎馆自李合肥游美后始发生。前此西人足迹不履唐人埠，自合肥至后一到游历，此后来者如鲫……仅纽约一隅，杂碎馆三四百家，遍于全市。此外东方各埠，如费尔特费、波士顿、华盛顿、芝加高、必珠卜诸埠称是。”如果说中餐馆以杂碎馆之名风靡美国，梁氏之说大抵可以成立。但美国中餐馆以及波士顿粤菜的最初渊源，都远早于此。
在美国，我们知道，年加州发现金矿，随后淘金华工蜂拥而至，但此前，已早有粤人履迹其地，最典型的乃是厨师。年就有华人厨师被广州夷馆商人介绍到美国：“我已经把以下由你以前的买办介绍的四个中国人送到Sachem号上去了。他们分别是：Aluck厨师,据说是第一流的。每月十元。预付了一些工资给你的买办为他添置行装。从年1月25日算起，一年的薪水是一百二十元……”另有一个叫RobertBennetForbes的也将一个英文名叫Ashew的华仆带到波士顿为他妻子的表亲CopleyGreene服务，应该也是主要从事厨师工作
（转引自程美宝《十八、十九世纪广州洋人家庭里的中国佣人》，《史林》，年第四期）
。这应当是波士顿粤菜的最早渊源。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广东人到美国人家中帮仆，其中又以帮厨为主，包括捐资设立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系及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标志性人物丁龙。陶行知先生年到访加拿大时，获得的数据也表明，粤人在美加帮厨的传统长盛不坠；三万五千名华侨中（彼时自然基本为粤人），家庭厨师多达四千人
（《陶行知日志》，江苏教育出版社，年，页）
。
年第一个在纽约唐人街之外的第三大道和金温顿街开设中餐馆的李群壮，英文名叫CharleyBoston（查理·波士顿)，不知是否与波士顿别有渊源
（“ChopSueyResorts”,
NewYorkTimes
,November15,，转引自刘海铭：《炒杂碎：美国餐饮史中的华裔文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年3月第一期）
。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美国华人在旧金山金矿生意衰落后自西徂东往东部沿海迁移过程中，波士顿就较纽约占得先机，大约在年即建立起唐人街
（[美]安德鲁·科伊：《来份杂碎：中餐在美国的文化史》，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年，页）
。到陈寅恪他们留学美国的时候，波士顿已有华人千余人，皆属粤人，成为美东纽约之外的最大华埠
（龚伯洪：《广府华侨华人史》，广东高教，年，54页）
。
陈寅恪的波士顿中餐馆往事
年8月，时任湖南省署交涉科科长的陈寅恪，受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之命，与林伯渠、熊知白三人以“财政教育研究考察员”身份赴美，并藉此留学美国，于年初入哈佛大学师从著名美国梵学家兰曼学习梵文、希腊文等，直至年秋，为时两年半
（叶隽：《中国新史学之构与陈寅恪留学德国》，载欧美同学会德奥分会等编：《旅德追忆：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留德学者回忆录》，商务印书馆，年，页）
。因为这个特殊的“出身”，他在波士顿的生活相对优渥，得以时时“啸聚”高档中餐馆。其中最为人乐道的，就是大宴东方楼。
吴宓说：“陈君到（哈佛）后，既受许多友好之请宴，乃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底、六月初总还席。于是发出请柬，合宴我等于‘东方楼’（OrientalChop-SueyRestaurant），酒宴丰盛，所费不赀。”吴宓还说“东方楼”是波士顿最大、最著名的中国大饭馆，他也是因为陈寅恪之请才“初次到‘东方楼’，见其房屋宽大宏敞，布置精洁。器皿皆银器与景德镇上等磁器。所办酒肴，完全是北京、上海著名大酒馆之规模及内容，燕窝、鱼翅、海参等全备，而中国各种名酒，及各地特产之食品，如北京全聚德之烤云南宣威之火腿、江浙之糟鱼、虾酱等，彼亦有储存……”而此番初到之后，为其奢华所震慑，自衬“吾辈更不敢问津矣”！
（《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年，页）
其实，东方楼之外，他们常去的东升楼（TheOrientalRestaurant），档次也并不低。年6月16日晚，陈寅恪与吴宓在东升楼合请参加留学生组织国防会办报会议的同人，“特作扬州菜，烹调极佳，用费十九元”——相当于每月官费六十至八十元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吴宓日记中所记另两次东升楼宴请，陈寅恪理应在场：年6月23日，“午后六时，赴波城东升楼宴聂公（云台），宾主到者三十人，费八十元，馔肴至丰美”；6月29日，“午后三时，谒巴师……旋即偕俞大维君赴波城东升楼。盖聂公亦假座于此，回宴国防会诸人也。宾主共二十人”
（《吴宓日记》第二册，三联书店，年，31、、页）
。
此际陈寅恪经费充裕，上得起东方楼、东升楼，更上得起红龙楼、醉香楼等等，吴宓的日记中就多有记载。年8月17日，“陈君寅恪、汤君锡予自纽约归来，张君鑫海亦先归。于是七星[谓楼、顾、俞（即楼光来、顾泰来、俞大维）及宓]聚会The‘Plieades’也”。8月25日，吴宓与俞大维同访俞庆棠，俞庆棠提出想见陈君寅恪，“于是陈君、俞君及宓，于二十七日夕，共请俞女士于波城红龙楼吃中国饭一次”。俞庆棠此际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深造，后成为与陶行知齐知的民众教育的先驱，有“民众教育的保姆”之誉，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委员。
年9月1日，俞庆棠离波士顿西行，陈寅恪又与吴宓、俞大维在相偕送站后，“在某饭馆Child’sRestaurant小餐”。而在此后一月中，据吴宓日记，“除读书外，则与陈、俞、汤五六人游谈。或夕间赴ImperialResraurant等处晚餐”。后来他在自编年谱中对这家中国餐馆有过说明：“前记宓每日三餐之处。如平日请友便餐，即请往HoltsCafeteria共食。遇星期日午、晚餐，请客或自食，多乘地下电车（Sub-way）行一站，（车费美金一角）至康桥区之中心CentralSquare中国人（华侨）所开之西餐馆，名ImperialRestaurant(帝国饭馆)（较美国人所开之西餐馆价物美，故美国人亦争趋之）。
”（《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年，页）
10月22日，吴宓日记中又再记：“晚，汪影潭约宓及陈君寅恪赴ImperialResraurant吃饭。”当然，吴宓之所以带陈寅恪去ImperialResraurant，因为早在年的日记中即见其常去：“十二月六日晚，偕锡予（汤用彤）赴ImperialResraurant晚饭。”“十二月二十五日阴。大雪。是日为ChristmasDay。午，偕陈、汤、顾诸君，赴ImperialResraurant午饭。”“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偕诸人赴Imperial吃晚饭。”年，“正月十二日夕五时，孙庸皋来，宓及锡予，请其赴ImperialResraurant吃中国饭”。有一段时间更是天天都去：“顾君（泰来）与宓同居，至（一九二〇）八月十六日；中间在西湖饭馆作佣工三四日，故其时宓益成孤处。平日八时起，早餐后，即直赴讲堂中读书。十时至十一时上课。十一时，偕顾君午饭，多在HOLT’S等处……晚五时即晚饭，多赴ImperialResraurant。”红龙楼，吴宓多去。如年10月7日，“午一时许，课毕。偕锡予及洪君深，赴波城，至醉香楼午饭。（饭后看戏）复至红龙馆（TheRedDragonRestaurangt）晚饭，进中国餐”。年6月17日，“是夕，宓等宴请林玉堂君夫妇，并饯其赴法国。宓赴汉口楼定菜，不成。乃转赴红龙楼”。
这红龙楼，胡适也曾两次莅临，均在他5年元月赴波士顿参加卜朗吟会（BostonBrowningSociety）演讲期间。自认“此次演稿，远胜余去年得卜朗吟奖赏之论文”，演讲毕，推荐人吴康“宴余于红龙楼，同席者七人，极欢”，那是当然的了。次日（20日）晚，又接受了他上海澄衷学校的同学竺可桢在红龙楼的宴请，自然也是“畅谈极欢”
（《胡适留学日记》，同心出版社，年，页）
。
胡适海外留学多年，回国后又多次因公外访，包括出任驻美大使（当然后来移居美国不在此论），从其日记看，对上中餐馆吃饭的记录不多，事实上也去得不多。如3年9月5日：“至春田（Springfield），入一中国饭馆午餐，久不尝祖国风味矣。”看来他在康奈尔真是不上中餐馆的。而波士顿的留学生，可是多上中餐馆的：“至上海楼晚餐，遇中国学生无数。”或许受此“刺激”，第二天（9月6日），他又记录了一次上中餐馆：“出图书馆（波士顿公家藏书馆），至上海楼午餐。”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一册《波士顿游记》，安徽教育出版社，年，、页）
陈寅恪
陈寅恪与波士顿醉香楼
在吴宓日记中，陈寅恪初至醉香楼在年8月22日，而且也做东请客：“午后四时，陈君（寅恪）招至醉香楼吃饭。又游于波城公园，至夕始归。”不数日，又有再赴醉香楼之举：“八月三十一日五时，偕俞大维、陈寅恪二君，赴醉香楼吃中国饭。”近两个月之后，（10月27日）“晚七时，偕陈、汤、顾三君，共约汪君在醉香楼晚饭，聊作祖饯而已。”这是吴宓日记中最后一次明确写到陈寅恪上醉香楼也是最后一次上中餐馆。至于十月二十九日宴请清华教务长王文显，陈寅恪有否出席，无法确认：“晚七时，赴醉香楼，清华同人公宴王先生。每人出资二元。”按理应该是有参加的。
可惜的是，吴宓所记陈寅恪的这几番上醉香楼，都没说到醉香楼的具体情形，更未及其龙虾之美。大约为了表示他不喜欢上中餐馆吧。比如有一次，他跟张可治上醉香楼，然后说：“宓素性不喜赴波城吃中国饭，为友所力邀，不可却，乃往。以其费钱又费时，又不消化故也。”
（年6月27日日记）
话虽如此，但吴宓之于中餐馆，却是屡上不嫌多。除前述的帝国饭馆和红龙楼外，去得较多的还有STRANDCAF（海滨酒家）。如年：“八月十四日下午，携之（稿件）往示编辑部（国防会）书记李、杨二君。然后至工校（麻省理工）宿舍晤禇君凤章等，偕彼间诸人，至中国饭店STRANDCAF（海滨酒家）晚饭。”“八月十六日，午后二时，往邀李君，同至工校宿舍……携诸人仍至中国饭店晚饭。”“九月四日，夕，陈君烈勋又来。锡予与顾君约陈君及宓至Strand中国馆晚餐。”“九月五日，夕，偕顾君赴Strand馆（海滨酒家）晚餐。”“九月二十日访罗君景崇等（其寓主之女甚美，而款接殷殷，故罗君等住之），末至STRANDCAF（海滨酒家）中国馆晚餐。”还有汉口楼：年，“六月十四日温课。午后，清华同人，公饯C.B.Malone先生于汉口楼，每人费一元六角。”“八月十七日晚，复同（汤、顾）诸君等，步行至波城汉口楼吃饭。”“十月五日。午，由锡予及施君济元及宓，共约梅君在汉口楼祖饯。”“十二月五日晚，与锡予、张君鑫海，同约林玉堂(即林语堂)夫妇，至波城汉口楼吃中国饭。”其间，曾偶赴琼宴楼：年，“八月二十三日，（与徐恩培）同赴波城，在南车站发付辎重行李。旋赴琼宴楼晚饭”。离美返国前夕，途经西雅图，则曾去过一趟上海楼：年7月18日，“晚八时一刻，车抵Seattle，Washton（华盛顿的西雅图），裴君及宓，陪俞（秀爱）女士先赴轮船码头，处置行李船票各事。然后至上海楼，请俞女士吃中国饭”。
当然，因为议题需要，吴宓去得很不少也最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