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释《公刘》之诗曰：“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释《烝民》之诗曰：“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只添三两字，意义粲然。《六经》古注亦皆简洁，不为烦辞。朱文公每病近世解经者推测太广，议论太多，曰：“说得虽好，圣人从初却元不曾有此意。虽以吕成公之《书解》，亦但言其热闹而已。”盖不满之辞也。后来文公作易、诗传，其辞极简。
孟子在解释《诗经·公农》时说：“留在故土的人粮仓充实，远行的人包裹充足，这样才可以开始启程。”在解释《烝民》时说：“万物都有其法则，百姓秉持常性，故而向往美好品德。”他只添加了两三个字，就让诗意鲜明呈现。古代《六经》的注释也都简明扼要，不作冗长解释。朱熹常批评当时解经者过度引申、议论太多，说：“纵然说得漂亮，但圣人最初根本没有这些意思。就连吕祖谦的《尚书解》，也不过是表面热闹罢了。”这显然是不满之辞。后来朱熹撰写《易传》《诗集传》，文字就极其简练。
这段文字通过孟子注经案例，揭示了儒家经典阐释的核心原则——以简驭繁。古代注经强调用最简练的语言直指文本本义，反对过度引申。朱熹对南宋繁琐解经风气的批判及自身“极简”的注经实践，既是对先秦注经传统的回归，也暗含对经典解释权“回归原典”的诉求，体现了儒家“述而不作”的阐释传统中追求本真性的精神内核。
唐张参为国子司业，手写九经，每言读书不如写书。高宗以万乘之尊、万机之繁，乃亦亲洒宸翰，遍写九经。云章烂然，终始如一，自古帝王所未有也。又尝御书《汉光武纪》，赐执政徐俯，曰：“卿劝朕读《光武纪》，朕思读十遍，不如写一遍。今以赐卿。”圣学之勤如此。
唐代张参担任国子司业时，亲自抄写九部儒家经典，常说“读书不如写书”。宋高宗以帝王之尊、日理万机之身，竟也亲笔书写全部九经，墨迹华美如云，始终如一，这是自古帝王未曾有过的壮举。他还曾亲笔书写《后汉书·光武帝纪》赐给执政大臣徐俯，说：“你劝朕读《光武纪》，朕思量诵读十遍不如手写一遍。如今将此手书赐予你。”帝王治学之勤勉竟到如此程度。
这段文字通过张参与宋高宗抄经案例，揭示了中国古代“书写即修行”的认知传统——以身体力行的书写深化对经典的理解，较之单纯诵读更具实践理性。帝王躬亲示范“写书胜读”的理念，既彰显了儒家“知行合一”的治学精神，也暗示着书写行为本身具有仪式化认知功能，在笔墨游走间完成对经典义理的体认内化。
《史记》张仪论韩地险恶曰：“民之食太抵饭菽藿羹。”此倒句也。昌黎文“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淮之水舒舒，楚山直丛丛”，亦此类。
《史记》中张仪论述韩国地理形势险恶时说：“民之食太抵饭菽藿羹。”这是倒装句式。韩愈的文章中“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淮之水舒舒，楚山直丛丛”也属于这种句式。
这段文字通过《史记》和韩愈文章中的例句，展示了古代汉语中倒装句式的运用。倒装句式通过打破常规语序，达到强调特定内容或营造特殊韵律效果的目的。这种修辞手法既体现了古代文人追求语言艺术性的创作意识，也反映了汉语语法结构的灵活性。在文学创作中，恰当地使用倒装句式可以增强表达效果，使文辞更富韵味。
《春秋》：“星陨如雨。”释者曰：“如，而也。”欧阳公《集古录》载《后汉郭先生碑》云：“其长也，宽舒如好施，是以宗族归怀。”东坡得古镜，背有铭云：“汉有善铜，出白杨，取为镜，清如明。”皆训“如”为“而”也。
《春秋》记载：“星陨如雨。”注释者说：“如，意思是’而’。”欧阳修《集古录》中记载的《后汉郭先生碑》说：“他长大后，宽厚大方而乐善好施，因此宗族都归附他。”苏东坡得到一面古镜，背面有铭文：“汉有好铜，产自白杨，用来制镜，清澈而明亮。”这些例子中的“如”都解释为“而”。
这段文字通过《春秋》、碑文和古镜铭文中的用例，展示了古代汉语中“如”字的一种特殊用法——表示并列关系的“而”。这种用法体现了古代汉语词汇的多义性和灵活性，同时也反映了古代文献注释的重要性。理解这种特殊用法有助于准确解读古代文献，避免望文生义。在训诂学中，这种一字多义的现象值得特别注意。
昌黎《汴州诗》云：“母从子走者为谁？大夫夫人留后儿。昨日乘车骑大马，坐者起趋乘者下。庙堂不肯用干戈，呜呼奈汝母子何。”为汴州之乱，留后陆长源遭杀作也。方董晋帅汴，昌黎在幕中。晋专行姑息，知军骄难制，变在旦夕。且死，遗戒丧车速发。及长源代之，绳以严急，军果乱，官属多死之。昌黎随晋丧已去汴，获免。夫长源固失矣，晋不能酌宽猛之中，潜消事变，乃以姑息偷免其身，使相激相形，产后来之祸；又不能先以一语忠告长源，乌得无罪？昌黎在幕中，盖亦与有责矣。此诗末句似有愧于中，而为自解之辞。
韩愈的《汴州诗》写道：“跟随儿子逃跑的是谁？是大夫夫人和留后的儿子。昨天还乘着高头大马，坐着的起身，乘车的下车。朝廷不肯动用武力，唉，你们母子该怎么办啊。”这是为汴州之乱中留后陆长源被杀而作。当初董晋统帅汴州时，韩愈在其幕府中。董晋一味姑息纵容，明知军队骄横难以控制，变乱迫在眉睫。临终前，他嘱咐灵车速速离开。等到陆长源接任，以严苛手段治理，军队果然叛乱，许多官员被杀。韩愈随董晋灵柩已离开汴州，得以幸免。陆长源固然有过错，但董晋不能把握宽严之道，暗中化解危机，反而以姑息求自保，使矛盾激化，酿成后来的祸患；又不能事先忠告陆长源，怎能说没有过错？韩愈在幕府中，恐怕也难辞其咎。这首诗的最后一句似乎流露出内心的愧疚，是一种自我开脱的说法。
这段文字通过分析韩愈《汴州诗》的创作背景，揭示了唐代藩镇割据时期地方治理的困境。董晋的姑息与陆长源的严苛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治政中宽严相济的重要性。韩愈作为幕僚，既目睹了董晋的失策，又未能及时进言，诗中流露出文人的道德自省。这种自省不仅是对个人责任的反思，更是对士大夫政治伦理的深刻思考，体现了儒家“在其位谋其政”的责任意识。
《左氏传》：鞍之战，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齐师败绩，丑父与公易位，为晋韩厥所及，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而逃。韩厥献丑父，郤献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此与纪信诈乘汉王之车，以免高祖者何异？晋宥丑父，而楚焚纪信，项氏之不长也，宜哉！
《左传》记载：鞍之战中，邴夏为齐顷公驾车，逢丑父担任车右。齐军战败后，逢丑父与齐顷公交换位置，被晋国韩厥追上。逢丑父让齐顷公下车去华泉取水，趁机逃脱。韩厥将逢丑父献给郤克，郤克准备处死他。逢丑父喊道：“从今以后再也没有替君主承担患难的人了，现在有一个在这里，还要被杀吗？”郤克说：“这个人不畏惧死亡来解救他的君主，我杀他不吉利，赦免他以鼓励侍奉君主的人。”这与纪信假扮汉王，使刘邦得以逃脱的事迹有何不同？晋国赦免了逢丑父，而楚国烧死了纪信，项羽的霸业不能长久，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段文字通过对比逢丑父与纪信的相似事迹及其不同结局，揭示了政治斗争中宽仁与残暴的深远影响。晋国赦免逢丑父体现了对忠义的褒奖，有助于凝聚人心；而项羽焚杀纪信则暴露了其暴虐本性，终致人心离散。这种对比不仅彰显了“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政治智慧，也反映了古代史家对忠义精神的推崇，以及对暴政必然失败的深刻认识。
张魏公贬零陵，有书数笈自随，谗者谓其中皆与蜀士往来谋据西蜀之书。高宗命遣人尽录以来，临轩发视，乃皆书册；虽有尺牍，率皆忧国爱君之语。此外，唯葛裘布衾类，多垢敝。上恻然曰：“张浚一贫如此哉！”乃遣使驰赐金三百两。秦桧令宣言于外，谓赐浚死。门生、从者闻之，垂泣告公。公曰：“浚罪固当死。若果如所传，朝服拜命，就戮谢国家可也，何以泣为！”问使者为谁，曰：“殿帅杨存中之子也。”公曰：“吾生矣。存中，吾故部曲，朝廷诚欲诛浚，必不遣其子来。”已而使者拜于马前，乃获赐金之命。公之在秦也，开幕延贤，铸铜为印，形迹似稍专，故有以来谗者之口。然反因此得以自明，又赖赐金以自活，天果不佑忠贤乎？
张浚被贬零陵时，随身携带了几箱书籍。进谗言的人说其中都是与蜀地人士往来、图谋割据西蜀的书信。高宗命人全部抄录呈上，当庭打开查看，发现都是书籍；即便有书信，也都是忧国忧君之言。此外，只有葛布衣被等物，大多破旧不堪。高宗动容道：“张浚竟然如此清贫！”于是派使者快马加鞭赐予他三百两黄金。秦桧却对外散布谣言，说是赐张浚死。门生和随从听说后，哭着告诉张浚。张浚说：“我确实罪该万死。如果真如传言所说，我当整肃衣冠，拜受君命，以死谢国，何必哭泣！”问使者是谁，回答说是殿帅杨存中的儿子。张浚说：“我死不了了。杨存中是我的老部下，朝廷真要杀我，绝不会派他的儿子来。”不久使者下马拜见，原来是传达赐金的命令。张浚在秦州时，开设幕府招揽贤才，铸造铜印，行事似乎有些专断，因此招致谗言。然而反而因此得以自证清白，又靠赐金得以维持生计，难道上天真的不保佑忠贤之士吗？
这段文字通过张浚被贬期间的遭遇，揭示了南宋初年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张浚的清贫与忠诚形成鲜明对比，既彰显了其高尚品格，也反映了忠臣在政治漩涡中的艰难处境。秦桧的谗言与高宗的明察形成对比，暗示了朝廷内部忠奸斗争的激烈。张浚的镇定自若与准确判断，体现了其政治智慧。最终真相大白、忠臣获赐的结局，既是对忠义的肯定，也暗含了对天道佑善的信念。这段历史既是对个人品格的考验，也是对政治生态的深刻写照。
《古诗》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而渊明以五字尽之，曰“世短意常多”是也。东坡云：“意长日月促。”则倒转陶句尔。
《古诗十九首》中有诗句：“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而陶渊明用五个字就概括了这种意境，即“世短意常多”。苏轼则说：“意长日月促。”这是将陶渊明的句子倒转过来表达。
这段文字通过对比《古诗》、陶渊明和苏轼的诗句，展示了古代诗人对人生短暂与忧思深长的深刻感悟。陶渊明以简洁凝练的语言概括了人生苦短而忧思无穷的普遍感受，体现了其“一语天然万古新”的艺术功力。苏轼的倒转表达则展现了诗人对同一主题的个性化诠释，既继承了前人的思想精髓，又赋予了新的艺术生命。这种对经典诗句的继承与创新，反映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中“以故为新”的传统，也彰显了诗人们对生命本质的持续探索。
《吕氏春秋》云：“今兹美禾，来兹美麦。”注云：“兹，年也。”《公羊传》云：“诸侯有疾曰负兹。”注云：“兹，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兹为年。《古诗》云：“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左氏传》“五稔”，杜诗“十暑岷山葛”，皆此意。
《吕氏春秋》说：“今年禾苗长得好，明年麦子长得好。”注释说：“兹，指年。”《公羊传》说：“诸侯生病叫做负兹。”注释说：“兹，指新长出的草。”草一年生长一次，所以用兹来指代年。《古诗》说：“行乐应当及时，怎能等到来年？”《左传》中的“五稔”和杜甫诗中的“十暑岷山葛”，都是这个意思。
这段文字通过分析古代文献中“兹”字的用法，揭示了中国古代以自然物候纪年的传统。“兹”由“新生草”引申为“年”，体现了农耕文明中人们对自然节律的观察与利用。这种以植物生长周期为时间单位的纪年方式，反映了先民“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同时，这种纪年方式也影响了文学创作，成为诗人表达时间流逝、生命短暂的常用意象，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与自然观察的紧密联系。
桓温雄猛盖一时，宾僚相从燕赏，岂应有失礼于前者？孟嘉落帽，恐如祢正平亵服掺挝嫚侮曹瞒之意。陶渊明，嘉之甥也，为嘉作传，称其在朝仗正顺，门无杂宾。则嘉亦一时之望，乃肯从温，何也？温尝从容谓曰：“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驭卿。”亦颇有相靳之意。辛幼安《九日》词云：“谁与老兵供一笑，落帽参军华发。莫倚忘怀，西风也，解点检尊前客。凄凉今古，眼中三两飞蝶。”意谓嘉不当从温，故西风落其帽以贬之，若免冠然。
桓温雄才大略冠绝一时，幕僚随从宴饮游乐，怎会有人在他面前失礼？孟嘉落帽之事，恐怕与祢衡穿着便服击鼓羞辱曹操的用意相似。陶渊明是孟嘉的外甥，为孟嘉作传时，称他在朝中秉持正直，门下没有闲杂宾客。那么孟嘉也是一时名士，为何愿意追随桓温呢？桓温曾从容对他说：“人不能没有权势，我才能驾驭你。”也颇有讥讽之意。辛弃疾《九日》词写道：“谁与老兵供一笑，落帽参军华发。莫倚忘怀，西风也，解点检尊前客。凄凉今古，眼中三两飞蝶。”意思是孟嘉不该追随桓温，所以西风吹落他的帽子以示贬斥，如同摘掉他的官帽一般。
这段文字通过孟嘉落帽典故，探讨了魏晋时期名士与权臣的微妙关系。孟嘉作为名士却追随桓温，反映了当时士人在政治现实与道德操守之间的两难选择。辛弃疾词中借西风落帽暗讽孟嘉失节，实则寄寓了对士人气节的期许。这种对历史人物的道德评判，既体现了儒家“士志于道”的价值取向，也折射出后世文人对自身处境的隐喻性思考。典故的运用展现了古代文学“借古讽今”的传统，以及文人对历史人物道德选择的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