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饮食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审美面貌，这与宋人乐求变化、勇于尝新的审美心理不无相关。这种心理的形成首先与饮食文化的南北交融联系密切。随着北宋统一战争的胜利，南食逐渐出现在中原宋人的视野。以水产海鲜为主的南食和粗放豪野之北食交融碰撞，新异的食材与烹饪技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宋代的饮食结构，增添了审美意味。
一、宋朝时期南方食材传入北方
南食的传入被中原宋人广泛接受，从侧面也显示出宋人乐于尝试、勇于探索的饮食心理，这与唐代形成了鲜明对比。唐时其实亦有对南食的尝试，但彼时唐人仍将岭南视作夷蛮之地，因而南方的食俗、食味也被作为落后、粗鄙的象征。韩愈遭贬入潮，在此期间写下的《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被认为是唐时最早书写南食风味的诗句。诗中所提及的鲎、蠔（生蚝）、虾蟆、章鱼等等水产生鲜，韩愈认为其气味腥臊不堪，且因咀吞动作颇显粗野而抗拒嫌弃之。
时至两宋时期，对南食的偏见逐渐淡化，对于异族风味接受度较之往代有了极大提高，由最初的怀疑、惊惧到津津乐道，甚至发出了北食不比南食，南食更胜北食的慨叹。譬如欧阳修于《初食车螯》中所言：北州“食食陋莫加”，而南产“瑞璨壳如玉，斑斓点生花。”因而“共食惟恐后”，对其赞不绝口。此外，王安石、梅尧臣等诗人亦在《送李宣叔倅漳州》《永叔请赋车螯》等诗中写下了称颂岭南物产富饶的诗句。
正是因为宋人鲸吸百川的胸怀，对于各方饮食文化的兼收并融，以及勇于尝新求变的审美心理，才造就了宋代饮食文化愈加丰富多元的繁荣盛景。其次，宋代繁荣的市民商品经济对宋人审美心理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商品经济的繁荣带动了饮食行业的疾速发展。
宋代食铺种类众多，仅酒店就有十余种，其中有专卖馒头、包子的“包子酒店”，还有独贩羊肉的“肥羊酒店”以及仅供沽酒的“直卖店”，食店更是品类齐全，涉及诸种主食点心，还有不同风味的川饭店、南食店等等。
食材广搜珍异，样式也翻新造奇，仅包子便创制了五十余款样式种类，捏制成各色花型与动物造型，诸如“金银炙焦牡丹饼”“桃花饼”“寿带龟仙桃”以及“子母仙桃等等，力图满足宋人多元的饮食审美需求。与此同时，宋人自身的审美水平也有所提升，商品贸易的流通与经济水平的提升致使宋人对饮食的追求也从原先的求饱务实上升至更高的审美层面，逐渐形成了追求新变的饮食审美意识。
宋人这种审美趣味致使宋代的饮食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主食花样繁多、副食亦品类繁盛，且皆具审美意味与创造新奇，使得饮食文化的发展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高峰。主要体现在宋人对于食材食料的搜寻、烹饪方式的革新以及经营形式的创新上。宋人对于新异食材不似唐人般抵触抗拒，兼容并包与喜新求变的审美心理促使宋人的饮食文化逐步迈入前代尚未涉足的领域，甚至到了“万物皆可入口”的地步。
二、宋朝人对食物的求新、求野
其中尤值一提的便是宋人好食野味之风。嗜好野味的饮食习俗在宋前有所发端，时至两宋更是稀松平常。苏轼一生嗜好美食，并留下多篇吟诵美食的诗篇，其中不乏野味的踪影。“泥深厌听鸡头鹘，酒浅欣尝牛尾狸。”牛尾狸即为果子狸，果子狸在古时作为盘中珍馐，被视为上等食材。无独有偶，杨万里、梅尧臣等诗人墨客也留下称赞果子狸肉质鲜美的诗句。
除了果子狸，苏轼亦品尝赞颂过烤蝙蝠：“士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宋人胆大求异，为满足遍尝滋味的饮食需求，几乎做到了“无物不可食”的境地，田鼠蜈蚣皆可入口，蛇蛤蚧蝗均为美食，熊掌猴脑、象鼻驼峰食法多样。宋人还食河豚，欧阳修曰：“梅圣俞尝于范希文席上赋河豚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河豚乃含剧毒之物，食之不慎便有丧命之风险。
尽管如此仍无法抵挡宋人对于新奇美味的追求，苏轼甚至发出“值得一死”的喟叹，可以窥见宋人险中求味的审美追求与为美食甘愿赴死的浪漫精神。除了在食材上搜猎奇味，古人对于食技食法也求新求变。宋代《吴氏中馈录》所载有一道“洗手蟹”，即“用生蟹剁碎”，加入调料搅拌即可食用，其名意指在短暂清洗双手的时间内菜品已成。在生鱼片广受喜爱的现今社会，如此不去蟹壳、生啖蟹肉的吃法仍可谓大胆猎奇。
此外，宋人还极其重视推崇“茶百戏”的点茶技法，“茶百戏”又有水丹青、汤戏等别称，是一种以绝妙手法在汤纹水脉上绘出逼真物象的点茶之法。这种点茶法初现于唐，于宋时被发展到了极致，在唐代点茶手法的基础上进行技艺革新，使汤纹水脉之呈现更具形象化与生动化。
分茶者无须外物加持，仅运匕下汤时巧施妙诀，便可令水波纹脉呈现精妙物象，极富线条美与意境美，花草虫鱼皆可立现，且皆纤巧如画，须臾即散，徒留盏面上的层层波纹，使饮者回味无穷。如果说宋前的分茶、点茶是一种静态的美学品鉴，那么宋时的分茶法则是审美主体对茶汤的动态美学观照。这种新奇且极具审美意味的点茶手法，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成为宋时一种备受追捧的新式技艺，在丰富了宋代饮食文化的同时，也展现了中华艺术之美除了基于饮食本身的创新，宋人还在经营方式上谋求新变。
使之在更具便捷的同时，颇具生活审美妙趣。譬如宋代食肆在营销与推广的方式上另辟蹊径，独具匠心，除了利用门店内外精巧的装饰与貌美的歌妓来招徕食客，还利用节日来进行促销售卖，经营手段可谓逐新求趣。王安石主持施行新法之际，为鼓励市民阶层商业贸易活动，促进城市商业经济发展，于元旦、冬至、寒食三日特设“扑卖”活动，都城百姓皆可参与其中。
《东京梦华录》中有载：“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商家店贩皆以诸种游戏吸引顾客，且对“关扑”之物品种类不做限制，食物服饰、日用百货甚至车马美女，皆可通过扑卖而得。这种宋时独创的经营贸易模式，使宋代饮食业在立足于自身、发展自身特色的基础上，通过新奇的经营形式不断扩大自身优势特长，继而繁荣宋代饮食业市场，使其呈现出一幅生机盎然、多元并包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