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１１９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设法联络西域诸国联合打击匈奴。从此中西之间的交通路线正式开启，汉朝与西域诸国友好往来迅速发展。
同时中国与中亚之间交流与贸易迅速发展起来，除了丝绸之外，以造纸术、印刷术、凿井、灌溉等代表中原文明的中国物产和技术流传到了中亚，中亚的奇珍异兽、金银货币、穿着饮食、音乐舞蹈以及宗教等都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这便是古代的中国王朝与中亚五国的丝绸之路。
一、古代中国与中亚的交流
1、推动双方文明的进步
张骞开通西域之后，中亚的葡萄、蚕豆、苜蓿、石榴、胡萝卜、蒲桃等移植到中国，这极大的丰富了中原地区人民的饮食结构。同时，中原地区的姜黄、生姜、大黄、麝香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了中亚，这些对于肉类的保存和烹制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来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汉朝以前，中原地区的人民都是用矮案来盛放饭菜，席地而坐，伴随着丝绸之路，中亚的高脚“胡椅”和“胡床”传入，使用板凳桌椅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习惯。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对于中国文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佛教正是经由中亚传入我国的。佛教产生于公元前６世纪的印度，此后逐渐成为国教并广泛向周边国家传播。
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佛教传入中亚并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汉明帝永平年间，佛教经由丝绸之路正式传入中原地区，到东汉末年，在民间已经广为流传。佛教传入中原地区之后，与儒教、道教等本土文化相结合，得到了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接受，逐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科学技术的双向交流
在战国时期，铁器就开始普遍用于农具、武器等，冶铁的技术也很发达。丝绸之路开通以后，这些技术沿着丝路贸易传入了中亚，又经中亚传入了西亚。中国的铁器和冶铁技术受到了中亚和西亚地区的认可和欢迎。
中亚地区基本处于沙漠绿洲地带，降水量极少，主要依靠冰雪融水进行农田的灌溉，但是水的蒸发和渗透极快。因此，当看到汉朝的穿井开渠技术，就迫切地学习和引进。公元前１０３年，当李广利率军攻打大宛时，发现中原地区的穿井引水的技术已经到达了费尔干纳盆地。
井渠法的传入，方便了中亚地区人民生活，极大的提高了粮食的产量。造纸术的西传是在唐朝天宝十年的怛罗斯战役之后，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在天宝十年四月率兵攻打大食，深入其境３５０千米，在怛罗斯城被大食打败，士兵被虏去无数，其中许多懂技术人员懂得造纸方法，因此造纸术传入大食，再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而火药的西传则是在蒙古统治波斯时期，之后黑火药被应用于火器中，对之后战争的方式和世界的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中亚五国的独特风骚
1、胡舞、胡乐与狮子舞传入中国
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在灵帝的基础上设七部乐，隋炀帝时期设九部乐，唐代在隋九部乐的基础上设十部乐，而其中西域及中亚的音乐便有六部，即：西凉乐、龟兹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高昌乐。
在唐朝时期，胡舞成为上自朝廷、下到平民百姓非常喜欢的艺术形式。著名的胡腾舞和柘枝舞都是中亚的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市）传入，胡旋舞是从中亚康国（今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传入。“胡舞”和“胡乐”的传入，丰富了中原地区的艺术形式，满足了中原地区人民的娱乐生活，对中国的音乐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域乐舞与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农耕栽秧时秧歌，在不少地方，为了活跃劳动气氛，鼓舞大家劳动干劲，人们就想起劳动时“唱秧歌”，久而久之，唱秧歌也成了农耕时的一种习俗。
秧歌的内容不拘一格，一般是大家看见什么就唱什么，多以劳动场面、劳动状况为素材，而且所唱内容一般不重复，比如看见劳动效率高的，便以歌唱的形式进行鼓励；看见不认真的，便以歌唱的形式进行善意的批评等。唱秧歌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的在一亩田里由一人领唱，其他人跟着和唱；有的是相邻几亩田之间，互相对唱。
狮子舞与西域也有一定的关系，狮子最早是从西域传入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狮子和孔雀等作为贡品被带回中原，舞狮子的活动也逐渐传入中国。唐代以后，狮子舞兴盛起来，规模也宏大起来。中国民俗传统认为舞狮可以驱邪辟鬼，因此舞狮成为民间“社火”、“闹红火”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2、马匹与马匹的饲料传入中国
中亚地区经常向汉廷敬献贡品，特别是中国皇帝用军事手段征服了该地区的统治者。中亚贡品中被视为珍品的是著名的大宛马，中国人称之为“天堂的”、“会飞的”宝马。
他们珍视马匹是因为在中国有这样的传说：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和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皇帝应驾驶非人间的马匹去天上。正是张骞将“天马”带到了中国。这个精明强干的旅行者从中亚带走的不仅是马匹还有马匹的饲料——苜蓿种子，很快苜蓿的种植在整个中国普及。
中亚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逐渐加强，每年皇宫都会派出至少五名公使在几百名侍卫的护卫下去西方。他们携带着丝绸和金属制品，用来交换中亚的马匹、玉、珊瑚等物品。
3、胡床与饮食习惯传入中国
随着交流的深入，西域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逐渐渗透进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中，人们的用餐方式在胡风炽盛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发生变化。其中对用餐方式影响最大的是胡服和胡床，由分餐制演变为合餐的会食制。
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特别是魏晋之前，人们习惯于“席地而坐，凭俎案而食”，即跽坐在筵、席上，面前摆上食案、食盘，实行分餐制。汉代之前的三国时期的饮食习惯，通过影视剧我们就会得知。由于坐胡床必须两脚垂地，这就改变了汉族传统跪坐的姿式。当今我们用的餐桌就是中亚传过来的。
三、中亚与中国的“丝绸之路”融合
1、塔吉克斯坦人祖先进入中国
塔吉克斯坦人的祖先在近邻和远邻——栖息在山谷和绿洲中、草原和高山上——不仅推广着自己的精神体验（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还推广着基督教和佛教。并不是所有来访的传教士都能做到这一点。从希腊马其顿征服时期，粟特移民不仅进入了当代中国的西部，而且深入到中国内陆。
后来，在3—7世纪，大量的粟特殖民区控制着丝绸之路的全部亚洲段，粟特语言进入到国际交流通用语言就证明了这一点。民族间的关系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是带有“调色板”性质的灵活关系。
2、丝绸之路文化的回流
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回流性特点值得进行更加深入的深究。它在生产技术上为中国丝织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其进一步发展。从唐宋起，随着波斯、粟特商人的到来、中外贸易的发达，异域丝绸之路的文化就不断流入中国的中下层社会。
结语：
中亚五国在丝绸之路上，不仅仅是这五国中的文化、生活与中国的交互作用，延伸到的范围随着丝绸之路的交流更加的辽阔，影响更广，作用更加的重大。
从最早贸易的是西域地区附近的各少数民族，通过彼此沟通以及丝绸之路的拓展，影响逐渐扩展到印度、阿拉伯半岛、欧洲和北非等地。
这种文化传播渐进性的特点多表现为由近距离逐渐向远距离地区和国家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地的民族和国家文明保持了交流，丝绸之路上中国文明就先后融入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欧洲基督教文化。
参考文献：
《旧唐书》
《史记》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