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璞归真化繁为简：山西西周青铜器的审美特征
选自《沧桑》年03期，卢昉
摘要：山西作为青铜文化遗存丰富的地区之一，其西周青铜器的审美特征突出地表现在造型形式和纹饰装饰中。在吸收借鉴中原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凸显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独到的审美意趣，为西周青铜器的重要代表，积淀了源远流长的晋文化，在西周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
西周初年，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今山西翼城西，国号唐。到其子燮父继位后，改国号为晋。晋源于晋水，位于戎狄与华夏交界处，是西周时期重要的诸侯国之一。燮父是第一代晋侯，从西周前期到春秋初，共9代晋侯。西周时期，晋国是王室依之的强国。晋惠公、怀公时中衰，晋文公时雄风再振，霸业建立。目前山西地区的西周青铜器仅见于晋南，早年在闻喜和洪洞等地有发现。自年天马—曲村北赵晋侯墓地被发现，到年的8年间，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先后6次发掘了9组19座晋侯及夫人墓葬，出土了大量精美随葬器。其中青铜礼乐器数百件，其数量之多，品类之全，造型之异，纹饰之美，均令世人倾倒，为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1]。不少学者认为，对这9组晋侯与夫人墓的发掘研究，使西周前期的编年体系有了可靠依据[2]。这9座墓葬，从西周早期偏晚的晋侯燮父，到春秋早期的晋文侯仇，几乎跨越了整个西周，不仅对研究当时的青铜艺术具有极为重要意义，还是夏商周考古断代工程的突破性进展之一[3]。
一、造型
作为西周封国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山西青铜器的造型既有商代特征，又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西周青铜器是在中原商文化的影响启发下产生。青铜礼器、兵器等在器物造型上，多模仿商代中原青铜器，延续晚商风格。造型和晚商相比变化不大，器形凝重厚实，常见种类包括，饮食器：鼎和簋；酒器：觚、爵、角、觥等；水器：壶、盘。器形上一般鼎仍为深腹柱足，口沿部位铸双立耳。中期开始，器物腹部逐渐加宽，足部变短，出现小垂腹和兽蹄足，如洪洞县城东北12里的永凝堡西周遗址出土的弦纹鼎[4]。不少礼器器形长宽比例增加，显得瘦高，其中壶整体呈瘦长，圈足降低变小虎鬲瓦的甑腹部较晚商稍窄瘦，腹内有箅与腹壁用环连接。鬲分侈口短颈分裆式及侈口束颈低体式两种，均为实心足。无盖簋在该时较为流行，多为侈口垂腹宽体式。新器形有方座四耳簋。兵器方面，戈为长援短胡，一到三穿，另外还有无胡无穿戈。新出现了青铜匕首[5]。
中期以后，青铜器礼制化色彩逐渐浓厚，总体风格浑厚稳重，体现了天命的威严。大部分器物开始重心下移，视觉感更为稳固，如大垂腹的出现。有些器物为了突出其在礼器中的重要地位，还特意加上底座，增加高度，使之更为庄重威严。与此同时，受“天圆地方”观念影响，青铜器在造型上注重方圆和谐关系，直线与曲线交叉运用，在挺拔、向上的直线中合理地加入舒畅、轻快的曲线，更好地展现器物的力度与美感。加强了器物的形式美感，既有威严，又有活泼[6]。
二、纹饰
西周山西青铜纹饰，一方面对前代中原青铜纹饰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自身的民族特色，无论在纹饰的结构特征，还是表现方法方面，均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西周早期的山西青铜纹饰，花纹造型庄严典重，几乎完全保持了晚商风格。以饕餮、夔龙、凤鸟、蝉、龟鱼等动物纹为主，器物常以云雷纹作底，饰以三重满花，部分器物有扉棱兽首等附加装饰。纹饰布局注重整体效果，讲究各元素之间相互协调。纹饰风格神秘诡异，繁复华丽。需注意的是，虽然晚商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纹饰几无二致，但这并不意味着周人和商人的思想观念是相同的。因为从精神反映到物化，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加上改朝换代这样特殊的社会背景，更减缓了精神的物化过程。因此，直到西周中期，由于政治稳定及文化成熟，周人自己的思想观念，才真正开始逐渐反映在青铜器上。
周朝的统治者，吸取商人“贪酒亡国”的教训，很少饮酒。西周山西青铜器中，酒器数量较前代锐减，礼器多数为食器或炊器。西周中期的纹饰，饕餮纹等幻想动物纹明显减少，凤鸟纹仍在流行，动物纹则大多采用龟、鱼、牛、蝉、蚕、象、鸟等与日常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写实动物。窃曲纹、环带纹、波浪纹、重环纹、鱼鳞纹等抽象几何纹开始成为新的流行趋势。纹饰风格质朴简练，线条自然疏畅。给人的感觉不再那么神秘莫测，而是多了几许生命化的气息。
中期以后，奴隶制转向衰弱，旧的生产关系影响到青铜工艺发展，纹饰更加趋简尚朴，动物纹逐渐成了辅助纹，而窃曲、环带、波曲纹、重环纹、垂麟纹等几何纹则成为主流，“三重满花”的装饰风格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到了晚期，由于铭文的日益增多，礼器制作更为粗率简陋，纹饰越来越趋简尚朴，动物纹逐渐简化写意，富有图案趣味。雕刻多为线刻法，浅浮雕较少见。需特别指出的是，虽然铜器上的人物形象很少，但在这个时期，人物形象增加了一定的写实性，更接近人的本来面目，淡化了神秘色彩，重视抒发性情。由此折射出的当时的社会风气，较之前代更为现实。
三、艺术风格
青铜工艺的演进，促进了审美理想的物化，在青铜造型纹饰的审美中，充分吸收了新社会形态中的精神内涵和生活习俗，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的意识形象化地熔铸于这一精美典雅的器物之中，从而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青铜艺术风格。西周时期山西青铜器纹饰内容丰富，形象生动，不仅深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思想观念，还表现出成熟的铸造工艺和独特的审美风尚，其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装饰手法的多样性。青铜器虽形体厚重，形制固定，造型变化不会太大，但根据造型需要，雕刻出形象各异、种类繁多的纹饰却是能做到的。西周时期的山西青铜器，纹饰以线刻为主，采用几何划分、线面结合的方法，形式多变，布局严谨。线刻方式分阴、阳两种，两者相错，应用灵活，使纹饰富于立体效果。如西周早期的三重满花，以线刻云雷纹作底，以或浅或高的饕餮纹或分尾鸟浮雕纹为主，主题纹饰与辅助纹饰相得益彰，有机融合，使幻想动物纹深沉凸出，线条雄健。这种三层重叠的装饰方式再配上那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原始的、尚无法用概念性的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情感、观念和理想。另外，这个时期的工匠们还采用了浮雕、圆雕、透雕多重工艺结合的方法。如闻喜县上郭村出土的西周晚期刖人守囿车，长13.7厘米，宽11.3厘米，高9.1厘米。厢式六轮。车厢前左门扉立一刖掉左足的裸体守门“刖人”，顶有盖，可开启。车身有鸟、猴、虎等动物，与《周礼》“刖人使守囿”记载相吻合。全车可转动部位达15处，具有线刻、浅浮雕、高浮雕、圆雕、透雕等多种表现效果，被誉为西周青铜艺术中的精品。构思奇特，制作精巧，目前全国仅发现一件[7]。（见图一）
其次，象征寓意的深远性。青铜纹饰是时代精神的象征，它凝结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思想意识。西周山西青铜礼兵之器的造型及纹饰的文化内涵是极具象征寓意的，其纹饰图案在表象背后，隐含着深刻的意蕴，不仅寄寓着当时贵族和普通民众对自然的崇敬和利用，同时还象征着当时社会的政治权力与等级制度。无论幻想动物纹、写实动物纹，还是抽象几何纹，都寄寓了丰富的意蕴，丰富多彩的纹饰承载了西周山西先民拙朴原始的宗教信仰，显示了图腾崇拜的内在情感；体现了他们敬畏自然、崇尚自然、利用自然的精神风貌。其中，饕餮纹、夔纹、凤鸟纹构成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的雏形，一直沿用至今，是传统文化艺术的典型代表。西周青铜器礼器毫无疑问具有宗教的神秘色彩和等级地位的象征意味。西周中期，礼器繁盛，最具代表性的鼎，其大小、形状、纹饰，均代表了不同仪礼等级，反映了周人的精神追求和生命意识。
最后，人本思想的萌芽性。西周中期以后，尤其是晚期，在王室衰微、礼制崩溃、政治多元格局的背景下，象征王权的青铜礼器从顶峰逐渐衰落，加之艺术风格上的清新活泼，山西青铜器表现出多样性和地方性的风格特点[8]。几何变形纹饰的运用，使青铜器纹饰的符号化和象征意味更为深远，写实动物形象带有更为灵动的生命化特征，是时人精神内涵的物质寄托，在某种意义上肯定了人的生命，体现了人性的觉醒。
年曲沃县北赵村M63晋穆侯次夫人墓出土的立鸟人足筒形器，高23.1厘米，筒径9.1厘米。盖和口沿各有一对贯耳。振翅的圆雕立鸟为钮，下有方座，四面各有一个人形足，人裸体，发髻高耸，下蹲作奋力状，座内挂两只小铃。这种奇特的形制，在我国青铜器中尚属首见[9]。（见图二）
从总体效果来看，西周的山西青铜器用灵活的线性纹饰弥补了青铜器体块特质的不足，赋予厚重庄严的青铜器以生命的气息。在布局上，充分考虑了器物的用途、性质，以突出、强调它们的政治、宗教及实用意义。同时，纹饰的选用也充分适应器物特点，考虑到器物的形状、轮廓等变化，与器物造型相得益彰。
四、特点
精美的造型及多样化的纹饰，体现了西周山西青铜器高超的艺术成就，与此同时，它也因为鲜明的风格特征显得更具魅力。山西先民在铸造青铜器时，既有对前人经验的继承借鉴，也有自身的智慧及独到的审美意趣，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特色。第一，风格多元共存，富有地方特色。西周山西青铜器除了
继承前人传统外，还带有地方文化特征。由于不同地区的人生活方式、思维观念不同，风俗与审美意识各异，因此器物的艺术风格也不同。不同地域青铜风格的形成，与该地的主流思想和工艺传统密切相关。西周山西青铜器在器物造型及纹饰等方面都很有地方特色，这和山西地区的地理环境、生活习俗和文化习俗有关。山西青铜融合了中原商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以及自己地区文化，就器形而言，相当一部分是在中原同类器物加以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装饰风格上，以年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出土青铜器为例，其特点鲜明的鸟兽尊，明显体现了晋国夏夷相融的文化面貌[10]。其中M为西周中期墓，其中的高冠回首立鸟尊，长30.5厘米，宽17.5厘米，高39厘米。鸟尾部下弯，呈象鼻形，与双足构成三点支撑，尊背上有小立鸟形钮，器盖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乍向太室宝尊彝”，器物造型生动，构思奇特，是一罕见的艺术珍品。M猪形带盖尊，形态逼真，獠牙、鬃毛等细部栩栩如生，显然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11]。（见图三）
年在M31晋献侯夫人墓发现的鸟盖人足禾，高34.6厘米，裸人负器，飞鸟盖口，龙形流，兽首扳，憨厚的小熊将飞鸟紧紧抓住。构思奇特，造型别致，从平面阴刻到立体圆雕，从几何到象生，有对前人的继承，也有创造性的发展[12]。（见图四）
年出土于晋侯墓地8号墓晋侯臣斤（pí）壶，高68.8厘米，腹最宽35.2厘米。共两件，形制、纹饰、铭文基本相同。造型别致雄浑，纹饰华美流畅。盖内铸铭文4行26字，"唯九月初吉庚午，晋侯臣斤作尊壶，用享于文祖皇考万亿永宝用"。晋献侯"臣斤"是墓地中唯一能与《史记·晋世家》记载姓名相吻合的一位晋侯。（见图五）
第二，返璞归真，化繁为简。就西周青铜艺术而言，它经历了一个由繁复华美、端庄威严，向古朴优美、清新自然演进的过程。山西西周青铜器的艺术风格也是如此。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地理环境，生活习惯的不同，山西先民的审美心理，装饰风格与中原地区并不完全一样，这主要体现在器物的造型和纹饰上，山西青铜器艺术风格更为灵动，更为质朴。
山西青铜器的灿烂辉煌，是西周青铜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极大地丰富了西周青铜文化的内涵，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当时社会的文化背景、艺术风貌、政治制度以及宗教信仰等。其承载的造型意识、装饰观念和审美内涵，将长久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