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蓉在整个求学阶段都因妈妈工作的变动而经常转学，从高中到大学再到如今定居英国，她遇到的人差异越来越大，她也不得不一次次想办法去融入不同的团体。
郁蓉，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硕士，师从英国儿童文学桂冠诗人昆汀·布莱克爵士[他刚被女皇授予最高CompanionofHonour(荣誉勋爵）奖，以表彰他为人类做出的杰出贡献]。主要作品有《脚印》《我是花木兰》《夏天》《云朵一样的八哥》《烟》《迷路的小孩》等。其创作的图画书曾荣获美国图书馆协会童书奖、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绘本奖、图画书时代奖金奖等多个国内外知名奖项。
在成为一名图画书创作者后，她意识到，如何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处理与外部的隔阂，这并不是她自己才会遇到的麻烦，类似的故事可能会发生在每一个孩子身上，甚至在他们成年以后也不会停止。这种经历和感悟似乎注定了她与《舒琳的外公》这本书的缘分。
今年4月，《舒琳的外公》入围了有英国童书最高奖项之称的凯特·格林纳威奖（TheKateGreenawayMedal）短名单（凯特·格林纳威奖和卡内基奖短名单公布，华人插画家郁蓉入围）。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叫舒琳的小女孩转校之后，在外公的帮助下，克服异国文化差异，获得新友谊的故事。郁蓉将古典与现代绘画风格相融合，通过剪纸、山水画等创作形式，以及龙、熊猫等国际辨识度很高的形象，不仅表现了外公的智慧，也传达了当下世界最为需要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舒琳的外公》插图。（图源：蒲公英童书馆）
凯特·格林纳威奖执行委员会主席杰克·霍普（JackHope）这样评价：“这部作品以完全沉浸式的艺术表达方式，巧妙地捕捉并传达了儿童在现实中会面临的情绪和感受波动，让我们看到艺术所具有的超越个人经验的共情力量。”在郁蓉看来，对他人的包容和关怀需要从小建立，这样才能更好地体会他人的处境，也能帮助自己尽快地融入新的团体。
在新京报记者对她的采访中，郁蓉谈到了获得国际性大奖的体会，也谈到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她是一位善于总结与观察、有着很强共情力的插画家，虽有着自己的创作世界，但也非常在乎读者的阅读感受。正是这种在乎，让她去了伦敦后开始摸索剪纸艺术，让她在创作中埋下许多惊喜，在“现实-理想-现实”的循环中不断寻找着真实的自己。
《舒琳的外公》，[英]马特·古德费洛著，[英]郁蓉绘，殷健灵译，蒲公英童书馆
贵州人民出版社年6月版。上图分别为《舒琳的外公》中文版和英文版封面（受访者供图）
采写
新京报记者何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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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疫情让大家静下来思考世界的差异性”
新京报：今年3月，你的作品《舒琳的外公》入围了有英国童书最高荣誉之称的凯特·格林纳威奖短名单，你认为这本书为什么可以获得这种认可？
郁蓉：在剑桥电台的一次采访中，主持人问我：《舒琳的外公》这本书能够入围凯特·格林纳威奖，你自己有什么感受？我说：“当然很开心。一方面，这是对我专业创作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我更在乎的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可以通过图画书的形式让西方读者看见、欣赏和认可。”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小女孩转学的故事，画面的表现技法运用了中国传统山水画和剪纸。我之所以选择创作这本书，首先是因为觉得自己很适合，另外也希望以图画书作为桥梁，给全世界的读者一个更加广阔的、多元化的文化展示。
这次能够入选短名单，既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也许正是因为这次疫情，让大家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我们从小对孩子的教育，需要尽量提供各种机会，让他们认识到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对他人的包容和关怀需要从小建立，这样才能更好地体会他人的处境。这是在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自己。
《舒琳的外公》插图。（图源：蒲公英童书馆）
在通讯发达的今天，我们每个人与世界各地的联系非常密切，可以远在千里，也可以近在咫尺。这种环境中，我们彼此如何共存？这是所有人都要去理解和调整的。
疫情之前，世界自由开放的时候，很多人不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反倒是这种开放被阻断之后，大家被迫有了时间，可以安静地反思。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就是要相互尊重、学习、欣赏，相互照应的。
我在想，《舒琳的外公》这本书之所以获得凯特·格林纳威奖的提名，可能正说明评委团也意识到，作为一个孩子，不应该被外界的、大人的世界所影响。作为一个孩子，看待身边的所有人，不要被他们的饮食起居、语言文化、信仰艺术等干扰，我们应该手拉手一起走向美好的未来，分享自由快乐的生活。
新京报：在入围凯特·格林纳威奖短名单之前，你已经获得过非常多的奖项，你觉得这些奖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