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玻璃的发展与异域文化紧密相关，丝绸之路担负着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将玻璃器传入我国。我国北方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玻璃制品的出土地点集中分布线路沿途，“这条路上出土的玻璃器既有通过贡品输入的舶来品，也有中原民族自行生产的玻璃器”，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组织制作的玻璃器型并没有在其他国家出土。我们可以通过整理归纳这些玻璃制品的特征来说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渗透、承转流变的状况。
中原文化与古代游牧民族的玻璃器
(1)葫芦形玻璃器。早在新石器时期葫芦形器物就已出现，发展到秦汉之际已笼罩了礼制文化的色彩。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葫芦形器物具有祈祥纳吉、避害趋吉的愿景，被赋予宗教含义并广泛使用。隋唐以后，葫芦形造物与儒释道在文化上互动融合，在发展中融合了多重文化意象，成为我国从古至今一直延续的传统造型样式，这种器形被游牧民族接纳。
玻璃为佛教的七宝之一，玻璃这种材质在佛教中地位很高被佛教所重视，大量的葫芦形玻璃器在我国北方地区的佛塔出现，如河北定县的北魏塔基出土的葫芦形玻璃瓶，干福熹认为该玻璃瓶很可能产自大同，最晚在北魏时期，游牧贵族就已经接纳这种器型的玻璃。“月氏人在大同市为北魏宫廷的贵族生产的日常使用的玻璃器，并有一部分玻璃器作为施舍品在寺庙中使用”，并在此期间生产出中国式样、西方技术与成分的玻璃器。
梅花形玻璃器。在北方地区最早发现的梅花形玻璃珠出土于辽代建平县沙海乡大西沟JSM1，墓葬出土有2件梅花形珠。中国文化非常推崇君子人格，梅花凌寒开放，象征着高洁、坚韧，最能寄托古人的品格，这种题材非常流行于北宋时期，文人们用梅花表现自己的独立精神。而在这种由文人群体发性审美意趣，也深深影响了游牧民族对器型的选择。
牡丹纹玻璃饰品。牡丹纹图案在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深受人们的喜爱，如辽代的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大六份乡出土一件三彩刻花长颈瓶凤首瓶，腹肩部刻饰牡丹纹。牡丹纹被广泛应用在各种器具的装饰上，表达了游牧民族对牡丹纹的喜爱之情。巴林左旗博物馆中的4件牡丹纹带銙颜色为白色，这种带銙是仿玉质地，可能是作为玉石的替代品而出现。
玻璃质围棋棋子。“在金上京遗址发现了大量宋金时期的围棋棋子，种类繁多，除玻璃质棋子外，还发现了玛瑙、青铜、瓷器、玉质等材质的围棋子”。有学者认为这种文化的兴盛源于“靖康之变”“靖康二年(年)的四月初一，金人便俘虏了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皇女、以及宗室贵戚等三千多人北去。北宋朝廷上的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铜人、漏刻，以及所收藏的书籍、天下府州县图、以及伎艺工匠和倡优等都被搜罗一空”。女真族与汉族交流的过程中把围棋文化带到了北方地区，并在日后的发展中将围棋的文化推向了高潮。
西方文化与古代游牧民族的玻璃器
罗马型玻璃。学术界一般认为玻璃最早起源于埃及，玻璃工艺在罗马境内迅速发展、繁荣，这得益于罗马境内巴勒斯坦地区产生的吹制工艺，新的制作技术使玻璃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后汉书·西域传第七十八》中记载：大秦国“土多金银奇宝，有月光璧、明月珠……珊瑚、虎魄、琉璃、琅轩”。在西方《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文献中也有玻璃器海上东运的记载，“书中记载了中国的位置和物产，也记载了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器东运的情况”。汉代开通陆上丝绸之路以后，罗马型玻璃器才得以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北方草原地区。
任展展认为，罗马型玻璃集中分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在隋唐以后消失。罗马型玻璃的主要使用网纹、磨花、刻花来装饰。罗马玻璃在我国多有发现，生活在北方的游牧贵族也有使用，最为典型的器型则为辽宁北魏冯素弗墓葬出土的玻璃器。同时罗马玻璃在我国新疆地区的墓葬也多有发现，正是通过中亚、新疆由草原丝绸之路传入我国西北地区。
萨珊型玻璃器。我国的萨珊型玻璃有相当一部分源于伊朗高原，萨珊型玻璃继承了罗马玻璃的工艺和器型，装饰手法主要为磨花和贴花工艺，冷加工磨花玻璃是萨珊型的最大特色，萨珊型玻璃受到罗马型影响，技法主要使用吹制法、模制法，萨珊型玻璃主要有乳突装饰、凹球面、凸球面以及同心圆装饰。磨花型玻璃器在早期器壁较厚，受到技术和审美的影响，后期的磨花玻璃较薄。萨珊玻璃在罗马玻璃衰落，伊斯兰玻璃兴起之前，其填补了玻璃发展的空缺，在世界玻璃发展史意义非凡。萨珊型玻璃在我国北方地区的陕西、河南、河北、新疆等地多有发现，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出土。
玻璃器在文化交流的意义
文明产生于不同文化的碰撞之中，玻璃作为一种商品，也是一种文化载体，在输入我国北方地区的同时，也促进了玻璃器以及其他工艺器物的技术、器型、纹饰等方面的发展。在我国古代，玻璃曾是最昂贵的材料之一，我国北方地区出土了大量玻璃器，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对外贸易发达，外交异常活跃。玻璃器发现的情况有阶段性的差异，这与游牧民族不同时期的工艺技术、思想状况、社会风气有关。
我国古代游牧民族发展的玻璃器文化内涵较为复杂，既包括中原文化因素，也包括西方文化因素。玻璃器当中主要包括两类，一类为不远万里随着丝绸之路而来的外来玻璃制品，另一类为国产自制的玻璃器。
外来玻璃在材质上有着不可取代的优点，自输入之时就备受珍视，这使得国产玻璃开始不断向外来玻璃器学习，带动了仿制外来玻璃器的热潮，这个过程体现了国产玻璃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国产玻璃器既继承了我国传统文化特色，又吸收了外来文化特征，体现了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的特质。从模仿到融汇，最后到创新，中国玻璃制品在世界玻璃史的发展中终于有了一席之地。
中国历史上，“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到张骞通使西域，是放眼看世界的重大转变。“如果说汉代丝绸之路是开拓视野，那么到唐代这一理想得到了真正的实现。丝绸之路从最初的繁荣商贸，最终达到了文化的渗透，并汇集成开创新时代的动力。谈到中国历史，常有‘汉唐盛世’之说，而这两次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都与对外开放与交流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玻璃与文化相互作用数千年，它展现了古人高超的技艺，也成为了东西文化交流的物证，同时改变了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成为了古代中华文化和异域文化的重要见证。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对玻璃的传播
“中国铅钡玻璃、西方钠钙玻璃在日本都发现了相似器物”，玻璃器作为一种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由西方欧洲一直传到中国，再经由游牧民族传播到日本。这种文化交流一方面经由朝贡互动实现的，另一方面经由“丝绸之路”的北方草原通道传入，游牧民族作为中介，将玻璃文化传播到了东亚。游牧民族于春秋晚期将玻璃珠带入中国，刺激了国产玻璃的产生，在西汉时期将这种传到了日本。
2.玻璃器在日本的传播“从现有资料看，日本列岛从公元前2世纪左右的弥生时代中期开始使用玻璃。中国玻璃业出现时间在公元前年左右的春秋末年，而日本玻璃制造业的出现较晚，大约出现在公元到公元的奈良时代，比中国晚了一千多年。
中国古代玻璃尤其汉唐玻璃对日本玻璃文化起源密切相关，日本对精致的玻璃器一直怀有强烈的喜爱和热情。飞鸟和奈良时代仅生产一些小型器物，并不能生产器皿类的玻璃器，日本继承了中国玻璃所代表的文化，作为日常用具、皇室墓葬、寺院珍藏以及神社祭祀等方面渗透日本人民的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当中。
其中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11世纪的北方线路是我国与日本交流的重要途径。这条线路所在的位置长期控制在我国古代游牧民族政权当中，是丝绸之路的主干道。除此之外，日本使节、学问僧、商人的往来亦是玻璃文化传播的重要的使者。日本正仓院出土的玻璃唾壶为我国特有器型，正是我国古代玻璃器相互交流的印证。
“古代东方与西方的交往和文化传播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不仅有绿洲道，还有草原道、南海道甚至海东道。这条途径不单单是‘丝绸之路’，还是香药之路’‘珠宝之路’和‘琉璃之路’”。这条玻璃之路已经被历史的黄土埋了又埋，青草盖了又盖，在时间的夹缝中，我们无从寻找确切的路，但无数的史料实证和玻璃碎片告诉我们，这些玻璃的确曾经从草原出发，为中国、日本玻璃文化的沟通交流，起到了中介桥梁的重要作用。
游牧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重要的组成部分，游牧民族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使得他们向内不断汲取外来文化的营养，向外不断传播自己文化，在漫长的玻璃器的发展中，他们对某类造型的喜好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原玻璃器的审美与生产。在草原民族实用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下，选择器物时主要思考实利和功用，努力排除特殊的困难、苦恼和变化，他们的饮食起居、饮酒习俗等方面的生活习惯影响了对玻璃器的选择。无论是西方进口的玻璃器，还是中国生产制作的玻璃器，精美的玻璃器一直是我国比较珍贵的物品，这些玻璃器多出土于贵族墓葬、佛寺塔基。
中国的玻璃制造业起源于西周时期，早期国产玻璃主要为铅钡玻璃，这种玻璃具有仿玉效果，但实用性较差，不适宜在草原长期迁徙使用，因此，早期发现的玻璃珠、玻璃管等小型物件较多。中国玻璃器发展到北魏，在鲜卑统治者对玻璃器的强烈意志和热情下，玻璃器型、制造技术以及材质上的发展都有了质的飞跃，是中国玻璃制造史的重要转折。
之后活跃在我国北方地区的诸游牧民族一直保持着对玻璃器物的热情，古代中国玻璃器发展到清代，吸收西方先进的玻璃技术创造出精美绝伦的玻璃器，迎来了古代玻璃器的发展高潮。除此之外，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发现了来自罗马、萨珊和伊斯兰地区的玻璃器，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发生摩擦和碰撞间接影响了玻璃制品造型的变化，这种文化上的差异给玻璃器的造型带来了前所未有风格，让我国的玻璃发展出现了新的转变，标志着玻璃的发展到达了新的历史阶段。
游牧民族使用的玻璃器的造型还受到了诸多工艺器物的造型和技术的启发、影响，器皿的造型样式、纹饰之间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金银玉器和陶瓷器是我国使用频率较高的工艺器物，其中器型、形制、技术上均可观察到不同材质器物之间的原发、继承和平移。同时，在日本均发现了我国高铅玻璃、西方的钠钙玻璃，这些地区玻璃器有多种传入通道，其中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通道从未断绝，对玻璃器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