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读梵按：宋室南渡之后，宋高宗定都杭州，杭州迎来了城市发展史上的巅峰。杭州城里，除了得以在此续命的赵宋王朝，还融入了汴梁文化。本文由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撰写，述说汴京文化/文明对杭州的影响，略有删节。
01
年，北方女真人的铁骑渡过黄河，闯入开封，踏碎了东京的繁华，一代名都自此败落。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宋室狼狈南渡，大批文士武将、庶民百姓涌向南方，聚集杭州。汴京侨民，模仿着东京故事，再造着大宋王朝，重温着京华美梦。
南方都市杭州的社会风俗，随着这一巨大变化为之面目一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位陡然提高，在社会风俗等方面也承袭了开封传统、汴京气象，增添了大量新内容。
南宋人耐得翁在其《都城纪胜·序》中指出：
圣朝祖宗开国，就都于汴，而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
早在北宋时，京师开封的“风俗典礼”就对杭州有一定影响，到了耐得翁生活的南宋中后期，杭州作为南宋政府所在地已有百余年之久，宋人仍然坚定不移地视开封为京师。也就是说，杭州风俗仍然仰开封为师。大的方面且不说，即使是市肆也模仿着开封。像南宋地位不如北宋一样，南宋杭州的政治地位也逊于开封。东京虽然名存实亡，在精神上仍然镇服着杭州。杭州仍然处于昔日东京辉煌的光圈之中，不敢与其平起平坐。其中有政治原因，后文再述。
02
汴京风俗等文明对杭州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看得见的，有看不见的；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有的有明确记载，有的没有明确记载，很难全面论述。大体说来，可分为三个方面：
1、饮食。靖康南渡之后，杭州居民剧增，北方人口“数倍土著”。原先的饮食店铺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更不能满足大量北方人士的特殊需求。于是，杭州的饮食业大为发展，掀起一场饮食革命。京师开封等地的北方人流寓他乡，为谋生立业，也多从事饮食业。由于当年的东京“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饮食美学造诣深厚，烹饪技术精妙高超，所以开封人创办的饮食店铺很快主导了杭州的饮食业：
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张，如羊饭店兼卖酒……猪胰胡饼，自中兴以来只有东京脏三家一份，每夜在太平坊巷口，近来又或有效之者。
可见东京的饮食占据了杭州饮食行业，并不断发展。袁《枫窗小牍》卷上也说“旧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槃案，亦复擅名”，说的是开封手艺人在烹饪上也是著名于世的。南宋时杭州“湖上鱼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家，皆当行不数者也”，都是南渡的汴京人开设的饮食店铺，在当地享有盛名。
像皇家气息覆盖了杭州一样，汴京饮食在杭州很快即成为一种时尚，为其它饮食店所效法：
杭城食店，多是效学京师人，开张亦效御厨体式，贵官家品件。
汴京饮食显然具有其它任何地方也没有的内在政治意蕴和文化含义，那就是京师风格、宫廷色彩，借助皇家神圣尊贵的威望，无形中使人有种精神上的追求，迎合了人们攀龙附凤、猎奇哗众的心理，给人以形而上的满足。宋人常说“吴越俗尚华靡”，“杭人素轻夸”，所以京师饮食在杭州很受欢迎和推崇。
汴京饮食店铺室内装潢艺术同样普及于杭州。吴自牧言：
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
在饮食店铺中示展艺术珍品，伴以鲜花，使世俗的红尘中鲜明地增添了高雅的文化气息，顾客受此吸引，纷纷上门，流连忘返，提高了上座率，还可在大饱口福的同时大饱眼福。这种经营之道在杭州得到发扬光大，不仅在熟食店，连茶肆也是如此了。
门面装潢是商店的招牌、广告，起先声夺人的招徕作用。精明而喜好排场的汴京商人早已致力于此。从五代后周开国皇帝郭威游幸汴京潘楼之后，汴京酒店纷纷“门设红把子、绯缘帘、贴金红纱栀子灯之类”，南渡后自然也传到杭州，据耐得翁说，“至今成俗”。
饮食业最应讲究卫生，否则会倒人胃口。干净精致的饮食器具，在汴京是十分讲究的，同样在杭州得到继承。
杭城风俗，凡百货卖饮食之人，多是装饰车盖担儿，盘合器皿新洁精巧，以炫粗人耳目。盖效学作京气象。及因高宗南渡后，常宣唤买市，所以不敢苟简，食味亦不敢草率也。
喜爱汴京饮食的宋高宗，到杭州后经常派人购买市场上的物品。当地商贩们为迎合皇帝，使自己产品打入皇宫，便模仿汴京风格，竭力修饰一应器具，精心烹调饮食物品，从而使杭州的饮食业在服务质量和产品质量上提高了一个层次。即使那些卖零食糖果的走街小贩，也精明地追逐着这一时尚：“有标竿十样卖糖，效学京师古本十般糖”。
在此必须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以杭州为中心的宋代两浙地区，素来以讲究饮食著称。《宋史·地理志四》言当地风俗时，特别指出“厚于滋味”。还有一句流传全国的谣谚是“不到两浙辜负口”，也可证明这点，汴京高品位的饮食文化的传入，正适合其习俗，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并进一步提高了杭州饮食业在全国的地位。
代表着北方的开封饮食文化南下，与代表着南方的杭州饮食文化相结合，使南、北方饮食文化在杭州珠联璧合，趋于一致。北宋时开封饮食有“南食面店”、“川饭分茶”，系为进京的南方官员商旅服务。也就是说，北宋时饮食还不能统一，而“南渡以来，凡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汴京饮食文化在杭州为南方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北方饮食文化融进了南方饮食文化，丰富提高了当地的饮食生活。
2、文娱。与物质文明同步传入杭州的是汴京的精神文明。从文艺方面看，以说唱艺术最为典型。吴自牧说：
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辈女童皆效此，说唱亦精。
杭州女艺人熊保保及其女徒们，都是汴京孔三传的遥从后学。
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间，京师开封新兴了一种称为“吟叫”的艺术。这是由“叫卖音乐”发展而来的。高承指出：“京师凡卖一物，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故市人采其声调，间以词章，以为戏乐也”，后遂盛行于世。宋代京师开封语音是“京腔”、“官话”，如同今天以北京音为基础的普通话一样，是全国学习的标准语音。在外地，讲开封话是受人敬重的。随着南宋伉州城内开封人的剧增，官方语音如皇家语音仍是开封话,如此则开封话在杭州更是时髦。不但“今街市与宅院，往往效京师叫声”，而且更继承了艺术化的开封话——吟叫艺术，“以市井诸色歌叫卖物之声，采合宫商成其词”。开封吟叫响彻杭州城，为其说唱艺术增加了一个新品种。
到了明代，开封说唱艺术对杭州的影响仍为世人所公认。明人田汝成言：
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瞿宗吉《过汴梁》诗云：“歌舞楼台事可夸，昔年曾此擅豪华。尚未艮岳排苍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废苑草荒堪牧马，长沟柳老不藏鸦。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瑟琶说赵家。”其俗殆与杭无异。
杭州说唱艺术从内容到形式、从业人员，都深受开封的影响。
杭州的一些游艺活动也打上了汴京的烙印。如敬神活动时，“各以彩旗、鼓吹、妓乐、舞队等社，奇花异木、珍禽水族、精巧百作、诸色输石、车驾迎引、歌叫卖声，效京师故体。风流锦体,他处所无”。这等热烈场面，原来只有京师开封才有，后来只有杭州才能效仿。
宋代著名的游乐场所“瓦子”，又叫“瓦舍”、“瓦肆”，在东京开封曾最为发达。“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乃是典型的封建京城的产物。宋室南渡后，杭州很快就创建了瓦子。“杭城绍兴间驻跸于此，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也”。
宋孝宗淳熙年间，杭州人在西湖常能欣喜地看到这样新奇盛大的场面：湖面龙舟荡漾，鼓乐喧天，宫女嫔妃云集花簇，帝王将相毕集，观赏着竞舟活动，“往往修旧京金明池故事”。原来又是模仿汴京金明池竞舟夺标等活动，意在安慰在开封长大的太上皇帝——宋高宗。而杭州人则由此进一步领略了东京盛世风采。
3、节日习俗。节日习俗通常是长期的历史形成的，具有传承性和地方特色。但在南宋杭州的特殊历史环境中，汴京的节日习俗易地流传开来。显然，这是由皇室和南渡的开封人民带动推广的。
在除夕，皇宫仍按在开封时的习俗举行隆重的傩仪：“呈女童驱傩，装六丁、六甲、六神之类，大率如《梦华》所载。”其规模、形式，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所记载的傩仪相同。当晚的节日饮食，“如饮屠苏、百事吉、胶牙糖、烧术、卖懵等等，率多东都之遗风焉。”
初一夜晚，照例有诸多节日装饰、道具，“大率效宣和盛际，愈加精妙”，仍然效法着宣和年间汴京的规矩和样式，区别是更加精致奇妙了。到夜深人静时，还有一些人出来活动，“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往往有所收获，捡到些遗铀坠饵。这一行为，“亦东都遗风也”。
其它节日，不免也受到汴京的影响。如七月七日的“七夕节”，著新衣、设酒筵、置摆设、馈赠物品等活动，乃“东都流传，至今不改”。当晚的主要活动是乞巧，即女子通过对月穿针，或将小蜘蛛装入盒内，看其结网疏密，来验证乞得多少巧，“大抵皆中原旧俗也”。《东京梦华录》卷8《七夕》条所载东京开封七夕节诸活动，与此相同，即其本事。
03
为什么宋代东京文明对南宋杭州能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呢？
首要的一点，南宋杭州并不是真正的或正式的首都。南宋人认为，杭州只是皇帝的临时驻跸之地，在当时的官私文献中，其正式名号为“行在所”，或简称“行在”，顶多称之为“行都”。国家的首都，仍然是东京开封，这是一个政治原则，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一旦正式宣称杭州为都城，就标志着放弃了东京，就意味着不愿光复北方国土，这是南宋政府不愿作也不敢作的事，更是南宋人民所不答应的。东京称号的存在，是南宋人的精神支柱，是一面旗帜，维系着朝野上下和北方汉人，振奋着人们的斗志。这面旗帜，插在北方开封，却飘扬在南宋人的心中。
在正常情况下，尽管京师开封的风俗典礼为四方表率，但绝不会在远隔千里的杭州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正常的迁都也不会出现如此情况。只有在开封沦陷、国家支离破碎的背景下，北宋遗民才会有如此强烈的意愿和怀念之情。这是一种心态，这种心态不仅仅是怀旧，而且包含着政治上的向心性，包含着爱国主义情怀。竭力效仿、再现东京旧俗，显示着不忘根本，标榜着与北宋王朝一脉相承的正统，保持着与北宋盛世精神上的一致。以此得到些安慰，增强着自尊，维持了心理平衡。
再作具体分析，别有一番意味。从官方说，宋人崇尚“祖宗家法”，以祖宗之事为法，以祖宗习俗、祖宗盛世为荣。因循守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使南宋朝廷固守旧习，不愿屈尊接受“南方下国”的新事物。对人民来说，尤其是对以开封为代表的北方侨民来说，在国破家亡、背井离乡的处境下，维持原有习俗，本质上又是对太平盛世的怀念，暗含着今不如昔、杭州不如东京的情绪，潜伏着对宋政府腐败无能的不满。
一个地方城市升格为都城之后，必然地要在各方面改造自身，建立原来没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以适应历史的需要。但是，杭州所接受东京的上述东西，许多并不是作为京城所必须具备的。杭州对东京文明的认同，意味着对北宋朝廷的认同；杭州对东京文明的效仿，则又反映了其善于学习、吸收的精神。从五代开始，建都二百余年的东京开封，富丽繁华甲天下，经济文化高度发展，人文荟萃，乃是当时整个世界上最伟大的都会，其文明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杭州城市文明虽然称雄东南，毕竟在北宋时是地方性的，与东京不可同日而语。
到了南宋，虽然情况大变，但并没有真正取代东京开封，在心理上仿佛还是在东京的卵翼之下，各方面都视东京者为高雅、为榜样。吴自牧说，在杭州市场上，商贩们“吟叫百端，如汴京气象，殊可人意！”在杭州人听来，连开封语音的叫卖声也是伶伶入耳，适人心意的。总之，东京文明在杭州的传播与发扬，既反映了杭州虚怀若谷的开放意识，也证明了杭州热衷学习，通过大量接受高级些的文明而努力提高自身。
东京开封被金人占领后，一派残破。但东京的作用并没有消失，而且仍是一个长期的诱惑。其灵魂不死，其文明延绵于杭州，丰富提高了当地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这是东京开封对东南地区的贡献，也是对历史的贡献。南宋杭州的繁荣，溶聚有多少开封的新鲜血液；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东京开封文明强大的生命力、传播力和统帅力。
如果说以宋室南渡为代表，中国的文化中心由北移向东南的话，那么，上述事实说明，这一转折不仅是东南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北方文化的传播也是一个因素。前者当然是主要的，后者的作用也不可抹煞。
诚如南宋诗人林升《题临安邸》诗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在江山半壁，外患严重的历史环境下，没有能保住汴京的宋统治者，便在虚拟的汴京中过起盛世时的奢侈生活，依然醉生梦死。两城的重迭不仅是时代的错位，实在是杭州承袭汴京的东西太多了。政治制度等且不论，从饮食到语音，都是“汴京气象”，几乎全盘“汴化”，恍忽之中，还真以为杭州就是汴京了。
要之，南宋杭州是北宋汴京的延续或支脉。杭州承袭汴京文明，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统治者若把杭州当作汴京，粉饰太平，居危思安，则属政治的倒退。
原文参考资料：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朝事实类苑》《类说》《事物纪原》《西湖游览志馀》《武林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