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柯律格
昙花一现的“大顺”，浓缩了明代的视觉与物质文化
“大明”之后是“大顺”，但从没有哪一部标准的中国历史著作会这么写。“大顺”政权建立于西安，时在明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即公元年2月8日。与“大明”的建立者朱元璋一样，“大顺”的建立者李自成（～）同样出身卑微，性格刚毅，一呼百应，能够把千千万万被朝廷剥夺得一干二净的人聚拢在一起，从时人眼中虚弱已极的大明王朝手里将“天命”抢夺下来。当他的大军向北京进逼时，李自成使用了各种军事手段来传递自己的信息，比如，大量散发雕版印制的传单，四处张贴各种榜文与告示。这些传单和告示，强烈谴责那些为富不仁者，宣告要打造一个更好的王朝。
4月24日，大顺朝的军队到达北京郊外，开始攻城。崇祯皇帝（～年在位）在宫中醉饮，之后狂暴地亲手用宝剑将自己的女儿和嫔妃杀死。次日凌晨，当大顺军队攻入北京城时，崇祯自缢身亡。关于崇祯之死的细节，在当时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其中有一则描述了他最后的一个动作，他用左手写下了两个字：“天子。”新王朝的第一个举措同样也利用了文字，大顺的兵士们在大街上列队行进，举着榜文和旗帜，谴责那些自私自利的明朝大臣以及党派倾轧使明朝遭受了灭顶之灾。
《大明：明代中国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英]柯律格，黄小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9月版
“忠臣”这个词被安置在那些和崇祯皇帝一样自尽而死的高级官员的府邸大门上，城里的居民则忙着在家门口贴上或是在帽子上（有时直接是在身体上）写上“顺民”二字，这个词有双重含义，既指“安顺良民”，也指“大顺子民”。
在李自成于万众簇拥之下入城的时候，“顺民”们在街上排成长列，双手高高举起匆忙赶制出来的牌子，上面写着李自成的年号“永昌”，意为“永远昌盛”，与将近一千年之前唐朝武则天统治时期的一个年号相同（无疑是在那些已经依附新朝的精英文人的建议下采用的）。还有不少人聚集在李自成军营的总部，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贴在额前，以此表明自己心向新朝的忠心。
这意味着当北京城中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尚在为融入新的统治而重新编排的同时，一种新的“公众性文字”已逐渐成形。当新朝的军队呈扇形展开，穿过城市的时候，编年史家们注意到，“贼兵俱白帽青衣，御甲负箭，衔枚贯走”，并且还记录下了一个现象：由于一批旧朝的官员已经把象征自己之前对于明王朝忠心的官服焚毁，因此旧的官服价格腾贵。衣铺的裁缝们夜以继日，为那些愿意易服改色的人赶制衣袍。
然而，数日之内，白色恐怖便袭向北京城的精英。特制的巨大铁钳用来迫使他们交出自己的财富。大顺政权认定他们在明朝即将覆亡的时刻私自隐匿了巨额的财富。而现在，这些财富急需用来维持大顺的军需。北京城陷入一场噩梦之中，处处是抢掠和奸淫，没有得到钱财犒赏的军队开始“淘物”，首当其冲的是富贵人家用于日常饮食的金银餐具、富家女眷的珠宝首饰以及从他们身上剥下来的绸缎衣物。
与之同时，明朝大将吴三桂（～）并没有被刚刚砍下来高悬于城墙之上的父亲的头颅所震慑，他的兵马正在向北京挺进。6月4日，李自成逃出北京城，并最终离奇地死去。翌日，北京被多尔衮（～）占领。这位王爷是17世纪前期持续不断地对明朝施压，并逐渐击垮明朝军事力量的东北政权的实际统治者，这个政权后来被称作“大清”，统治中国直至年。
在清朝的历史学家眼中，大顺政权是完全不合法的。倘若暂且把这种成见放在一边，我们会看到，尽管在明清易代之际只短暂存活了42天，但这个昙花一现的大顺政权却在数十天内重现和浓缩了本书对明代文化的讨论中提及的若干个关键主题。
尽管大顺的建立者并未有机会学习高深的文化，读书有限，但在大顺极为短暂的历程中依然保持了文字的中心地位。这一方面来自大顺政权本身的诸种行为，另一方面也来自那些曾被认定为大顺子民的人。我们不仅可以在街头的榜文中看到这一点，还可以在钱币上、铜印上以及钤盖官印的政府文书中看到这种文本的中心性。
李自成自视为惩恶扬善的传统“游侠”的典范，这是那些充满暴力行为的小说的最爱。他的军队对“物”充满了占有欲，仿佛是在用白色恐怖戏仿文震亨向我们展示的对于“长物”的同样一种兴趣，而文震亨本人则在明亡之际选择绝食而死，与明朝俱亡。
李自成的新政权不久就堕落为惨烈的酷刑和光天化日之下的屠杀，把明末官僚系统朋党倾轧的血腥场面发展到极致，同时也延续了以视觉方式展示痛苦的统治手法。大顺的视觉文化和物质文化只存在了42天，无法为撰写一篇专门论文提供足够的资料，更遑论一本专著。但是，其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大顺政权的铜官印，年，印面尺寸：7.9厘米×7.9厘米。年北京东厂胡同出土。印文为“工政府屯田清吏司契”，是工部所辖的“屯田清吏司”一切行为的合法凭证，也证明了在昙花一现的大顺政权统治下政府机关的物质实践一如既往。
明代的“遗民”如何在清代制造“纪念物”？
继之而起的清朝（～）则完全是另一个故事。这个朝代享国甚久，且领土极大扩张，皇帝的权威前无古人地从北京城一直达到亚洲腹地的辽阔疆域。不过，明朝及其文化并没有随着崇祯皇帝这位被正史所承认的明朝末帝的死去而在一夜之间消失。作为本书的终篇，本章意在勾画出在清代建立之后依然生存着的明代视觉文化和物质文化，哪怕它们只有零星的闪现。
不仅如此，清王朝之后的民国政权乃至今天的中国，明代视觉文化和物质文化依然在发生作用。作为政治组织的“明”覆灭之后的数个世纪中，作为文化现象的“明”依然还活着，它以纪念物的形式存在，这些纪念物或大或小，中国人和外国人（外国人中最终将包括“西方人”）均触手可及。
因此，明代的视觉文化和物质文化有了一部死后的传记，有了一段来生，它是这个逝去的朝代永远鲜活的部分，实际上，倘若不借助于此，我们根本无法触碰到明代。更为清晰的一点是，尽管大顺这段插曲兴亡时间可以精确至天，明王朝的覆灭却并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在历史教科书中，明清之间有清晰的分界，年标志着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诞生，但是这个精确的时间却并未涵盖前后持续数十年的战争以及不计其数的死者。
正是这样的混战使得17世纪中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与同时期的欧洲差相仿佛。今天的历史学家已经不太提“17世纪的大危机”（Thegeneralcrisisofthe17thCentury）这个说法了，这是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H.Trevor-Roper）所提出的概念，指的是17世纪的西欧在政治、社会与思想诸方面所面临的危机。但无论我们接不接受这个观念，事实确实如此。无法回避的一点是，直到17世纪60年代，清朝的法令才得以在中国大陆上所有的省份推行；直到年，最后一位公开称帝的明朝皇室后代才于缅甸被俘，并就地处死；直到17世纪80年代，名义上忠于大明的某个政权才在台湾被清军剿灭。
在这段长期的斗争中，一大批富有强烈象征意义的明代物质文化遗存仍然为明遗民们保留着反清复明的希望。这其中，象征意义最为显著的物质文化之一是男性的发式。明代的男性留长发，然后把头发盘起，在头顶编成发髻。清代征服明朝之后，最先采取的举措之一就是强迫所有男性采用满人的独特发式，前额两边剃光，直至头顶，余下的头发不动，编成一根长长的辫子垂在身后，以此作为效忠与否的视觉标志。不愿采用这种新发式的人则丢了脑袋。在这种压力下，始终不愿放弃对明朝坚定不移的忠贞的人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出家，或为僧人，或为道士，以宗教为职业。僧人把头发全部削去，而道士不用剃发，仍然被允许保留类似于明朝式样的发髻。
“奉天承运”的政治理论，意味着清朝统治者大可不必把明朝的皇帝贬为非法僭越者或视之为卑鄙小人。明朝也曾承受天命和天意，直至天命耗尽。这意味着清代的皇帝会保留明代最重要的纪念物，并加以精心呵护，其中最为敏感的纪念物，无疑是南京城外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孝陵”，以及北京城外朱氏后代的陵墓——“十三陵”。
国家划拨大量银两，用于明朝皇陵的维护与修缮，明朝皇室的宗亲仍然可以定期对陵墓进行祭祀。“延恩侯”是雍正皇帝赐予明朝皇室后裔的封号，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朱煜勋大约生于年，是“延恩侯”头衔的最后一位继承人，他的时代已经晚到足以让他有被照相机记录下来的机会。拍照者是庄士敦（ReginaldJohnston,～），清朝末代皇帝的洋老师，他镜头中的朱煜勋正穿着一身清朝的官服。
“延恩侯”朱煜勋，明代皇室血脉最后的象征。庄士敦摄影，收入庄氏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intheForbiddenCity,London,）。
由国家赡养着的这批人，首要的职责是定期在北京城外的明皇陵里进行祭祀。对亡明皇室后裔的庇护显然也是一种控制手段，因为清宫严令禁止私自在可能的敏感地点对明朝表达忠贞的行为。在17世纪，对于那些想要向明王朝“致意”的文人来说，去十三陵并不是难事，甚至对那些力主反清复明的人——比如哲学家顾炎武——来说也是如此。
截至年，他曾先后六次在北京明皇陵遗址进行古物考察，以此作为无声的抵抗。然而，他们也需要适可而止。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在年之前只能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另一本有关明代物质遗存的著作是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书中详细记述了明代的宫殿、坛庙与政府机构。这本书大约撰写于17世纪50年代，继承的是中国古代历史学中源远流长的感怀旧都的文学传统，不过这本书也只能在私底下传抄，直到18世纪下半叶才得以付梓出版。
石涛《秦淮忆旧图册》第一开，纸本设色，25.5厘米×20.2厘米。
所谓“遗民”，指那些出生在明朝的人，他们而今发现自己成为一个坚持以物质证据来检验忠贞与否的新王朝的子民，他们被迫穿上装饰着新图案的衣服，留着新的发式，这都表明天命已变。对他们而言，感怀过去并不是简单的自我沉迷。明朝的物品和明朝的图像，或者是有关明朝物品的图像，在17世纪可谓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Nora）所说的“记忆之场”（placeofmemory）。
在17世纪的许多传世作品中，弥漫着隐秘的政治象征含义，以此来凭吊明朝的灭亡。对这类图像最为细致入微的解读之一出自乔迅（JonathanHay），他对南京出现的一批描绘明朝宫殿遗迹和明太祖孝陵的绘画进行了研究，这是他所谓“历史诗学”（historicalpoetics）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他的研究展现出清朝对南京和北京的明朝宫殿所持的不同态度。对于被战火焚毁的北京明朝故宫，清朝进行了系统的重建，而后搬入原址继续进行统治。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对于几乎同样巨大的南京明皇宫，清朝统治者却任其朽坏。
到17世纪70年代，南京故宫已是一片残垣断壁。乔迅向我们展现出，这种视觉上的荒芜状态在年被康熙皇帝进一步引申，用来作为明朝所承天命已全部传至大清的清晰可见的物质证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位于南京城外钟山的半山腰，和南京城里的明朝宫殿一样，也是由专人负责守护的亡明皇室的物质遗存。
在一套描绘南京景物的册页中，画家石涛将皇家陵墓和明朝宫殿旧址荒败的土堆双双描绘出来。石涛本人正是明朝宗室子弟，不过生不逢时，对大明的统治并无太多的记忆，他同时还是宗教信徒，既做过道士也当过和尚。和北京的明十三陵一样，明太祖孝陵的祭祀活动也被保留下来。哀悼明朝覆灭的访碑考古者和朝陵者还可以来到孝陵进行凭吊。顾炎武不仅用文字记述孝陵，而且还动手描画。他特别提出请求，想去瞻仰保留在孝陵的明太祖画像，这幅画像的摹本在当时似乎曾在忠于明朝的士人中广为流传。
另一位著名的遗民是屈大均（～）。他对人讲过，自己曾经出钱让一位想砍断孝陵享堂一根立柱的满族达子刀下留情。不论是在文字记述还是图像表现中，太祖的孝陵都是对亡明进行哀悼的焦点，同时也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含义展开肉搏的地方，一方是清政府，另一方是与之针锋相对的反对者们。
在存世的画作中，乔迅辨识出了一些描绘孝陵的图像，此外还有另一些富有隐喻意义的景物，比如被荫翳的树木覆盖的小山，山顶矗立着一座佛塔。佛寺中的塔比邻皇帝的陵墓，寺里的僧人负责陵墓的维护。画面对孝陵周围的整体面貌进行了一种挽歌式的复原，实际上，当时覆盖钟山山腰处的松树已被砍伐殆尽，成了光秃秃的山。这种挽歌式的复原构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地理”，在这里，明朝已亡而未亡，虽去而犹存。
石涛《秦淮忆旧图册》第四开，纸本设色，25.5厘米×20.2厘米。
对明朝的眷恋也可在其他对明朝覆亡的个人体验中找到归宿。这个时期，在文学中出现了一种风潮，试图去重构明代事物的物质属性，写作中充满着对过去的事物所有细节的着迷。这时候出现了充斥着大量细节描写的文字，描述南京城中青楼的具体方位，描写作为商品的风尘女子在服务客人时的衣着打扮。这时候还出现了有关明朝掌故和轶事的专书，如梁维枢的《玉剑尊闻》。这本书至晚在年已经成书，书中对于那些令人垂涎不止的有关奢靡消费的奇闻异事表现出特别的兴趣。
堪称典型的则是张岱的《陶庵梦忆》，此书意在“用流逝的物质世界象征昔日的灿烂文化”。戏剧舞台上也上演着晚明的场景，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古代的杰出戏剧之一《桃花扇》中的场景。这部戏剧由孔尚任完成于年，剧中主角是一件明代的物品，一柄画扇。这柄脆弱易碎的扇子正是覆亡的明朝的遗物。
年，项圣谟（～）创作了一幅名为《尚友图》的绘画。这幅画以一种较为私人的方式把明代铭记于其中。画中描绘了六位杰出的文士，其中包括出现在右上角的画家本人。画面右下一人是李日华，他是本书中多次引用过的《味水轩日记》的作者。而画中左上部身穿红衣者是董其昌，他是一位明代高官，是著名的书法家和画家，也是著名的书画理论家。画中六人均身穿明代的宽松长袍，戴着在年早已不再盛行的头巾。
项圣谟、张琦（活动于17世纪中叶）《尚友图》。立轴。绢本设色。年，38.1厘米×25.5厘米。
画中人的头发都没有露出太多，我们不足以借此去评判项圣谟对明朝的忠诚。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并不重要，因为当项圣谟构思这幅画的时候，他委托擅画肖像的职业画家张琦来完成画中人物的面部，六人中的四位早已辞世，只有项圣谟自己和画中左下角的鲁德之（～）在年还活着，其他四人全都在年满人征服明朝之前去世了（自然死亡而非政治原因），因此便也永远属于大明。这幅群像定格了天崩地裂前的某个时刻，这场巨大的灾难始于年，并且一直持续到这幅画创作完成的时候。
忠于明朝的残兵剩将越来越衰弱，他们被驱赶到西南边陲，这场灾变的后果也随之变得越发不可预测。这幅画庆祝的是“昔时”，即灾变之前的时代，画中逝去的友人将永远活在大明王朝的辉煌时代中。因此，这幅画也成为一种特别的纪念物，与皇陵和皇宫的废墟起着相同的作用。
康熙仿成化斗彩鸡缸杯。
清代的皇家收藏如何对明代的中国绘画经典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尚友图》完成之后仅仅两年，一位王子诞生了，他将开创清代皇帝中最长的统治，同时他也是第一位出生在北京宫内的清朝帝王。康熙皇帝的统治始于年，终于年，与路易十四（～年在位）大约是同时代人。康熙那个时候还可以与从明朝一直活到当时的人聊聊天，他曾询问年老的太监，向他们打听明朝皇宫中最后十年究竟是怎样的情形。
在明朝灭亡时已届成年的人不大可能活到康熙的统治之后，也就意味着康熙的继承者们再没有机会见到大明的“遗民”，只能见到各种各样的“遗物”。不论这些“遗物”是印刷的文本还是手写的文本，是图像还是实物，都代表着一个现如今可以安全地称为“前朝”的历史时期。专门为明朝皇室所烧制的官窑瓷器在18世纪早期已经成为一种适于鉴赏的古代典范，在景德镇的窑厂内被大量仿制。
清朝皇帝也开始下令仿照明代的白瓷和彩瓷烧造清宫所使用的器皿。明王朝在清朝统治者眼里已经安全地转化为历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那些为保卫明朝而牺牲之人的英雄主义也得到了认可，在人们的记忆中得到珍视。在其自身的艺术实践中，年至年统治中国的乾隆皇帝以明代尤其是晚明为楷模，奠定了一种盛行于18世纪清代宫廷文化中的标准模式。
在乾隆统治时期，不止一次出现过如下的情形：西藏的高级僧侣将明代宫廷所赏赐的礼物回赠给清代的帝王，其中包括永乐和宣德年款的钟。明代皇家礼物的回流，象征着中国统治者与西藏高级僧侣之间的紧密联系一如既往，这一联系随着二者之间物质文化的流动而最终得以实现。
此外，它也因此而指出物质文化是明清之间连续性之所在。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乾隆皇帝很爱搞点概念游戏，他最喜爱的宫廷画家丁观鹏被认为是晚明艺术家丁云鹏的化身，因为二人的名字只差一字。他还很迫切地想利用其收藏的数千张明代作品，通过临摹它们来提高自己的绘画技巧。临摹是自古以来享有崇高声望的艺术方式。
弘历（乾隆皇帝 ～年在位）《摹文徵明山村嘉荫图》，立轴，年 纸本设色，59.2厘米×32.1厘米。
乾隆的临摹方式多种多样，他可以对一幅文徵明的作品进行精细的对临，也可以对明代楷模和经典画风进行模仿。他的书法风格亦步亦趋地学习杰出的理论家、书画家以及趣味的评判家董其昌，即项圣谟《尚友图》群像中的主角。清宫中受到最高礼遇的山水画家亦是那些从同一个董其昌的艺术谱系中传得衣钵的人。
晚明的绘画实践有多种不同类型，但清代宫廷单单挑出所谓的“正统派”大加发展，并阻断了其他类型，仿佛“正统派”就是“中国书画”的化身。与之相似，董其昌高度辩论型的批评立场是晚明艺术世界中激烈的朋党竞争的结果，在清代宫廷中也获得了皇帝的首肯，被相当完整地贯彻进清宫庞大收藏的著录标准之中，藏品的分级和批评用语都深受董其昌的影响。
董其昌《乔木昼荫图》，立轴，约～年，纸本水墨，90.8厘米×28.8厘米。画面上部小字题跋为乾隆皇帝所写，其书法风格正是以董其昌为楷模
18世纪的皇家收藏后来成为帝制时代结束之后的中国国家宝藏。这个收藏具有强有力的过滤作用，对中国绘画经典的形成产生了最强烈的影响，它把某些人物和某些画风推向中心，同时又将其他人物和其他画风挤入阴影。借用詹尼弗·蒙塔古（JenniferMontagu）的妙语，18世纪其实是对明代“产生”了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容低估。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通过清代的过滤镜来看明代。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经典早在18世纪时已经流布到清帝国之外。
实际上，在18世纪的朝鲜，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名家的书画，有文徵明、董其昌、沈周、文嘉、文震亨、吴伟、唐寅、徐渭、文伯仁、吴彬、夏昶，此外还有许多明朝之前的大画家。根据年的记载，朝鲜大收藏家李秉渊（～）所收藏的物品中有一件《清明上河图》，传为仇英所作。
年出版的《顾氏画谱》是一本有关历代画家和画风的鉴赏手册，也在朝鲜和日本广为流传。这本画谱在上述两个国度都被推崇备至，但实际上年出版的这本书中并没有主要活动在年之后的画家的画作。随着明朝的垮台，这份绘画经典也由此冻结，这并不意味着此后的中国绘画再无任何新鲜的东西，但它确实意味着在人们对这种绘画的理解中，明代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不论是在清帝国疆域内还是在国土之外。至少在某些事情上，朝鲜的精英阶层沿着明朝的道路继续前进。
他们仍然使用已经成为过去的明代最后一个年号“崇祯”来记载事件，这体现出朝鲜和清朝统治者之间的暧昧关系。年后很久，朝鲜制作的不少器物上依然时不时地打上显著的明朝年号，而这时已经完全不可能再有任何复明的念想了。是一件朝鲜时代的瓷板，用来撰写墓志铭以纪念某位文士。瓷板上的文字落款为“崇祯纪元后一百九年”，也即年，从而提示出朝鲜与北京城的最后一个明代皇帝——而不是清朝皇帝——之间的联系。
朝鲜人吴命恒（～）的墓志铭，年，瓷板蓝釉，墓志铭落款为“崇祯纪元后一百九年”。“崇祯”是北京城里明代末帝的年号。
“反清复明”如何影响中国的近代史？
在现实中，反清复明已绝无可能，但这并不能阻止贯穿整个18世纪的一系列有关反清复明的狂想和梦魇，具有狂想的人渴望狂想的实现，梦魇缠身的人则害怕梦魇成真。与英国的亚瑟王（KingArthur）、神圣罗马帝国的巴巴罗沙大帝（EmperorBarbarossa），或者是葡萄牙的塞巴斯蒂安国王（KingSebastian）一样，明代也成为一个既让人满怀希望也让人心生惊恐的魅影般的王朝。
正如史景迁（JonathanSpence）所说的那样，这些希望和恐惧有不少是通过越来越多无法得到长久保存的视觉性而体现出来的，这些是昙花一现的视觉，远远不同于清代博学的士人对明代艺术与古物的鉴赏，也不同于清代宫廷御窑对明代瓷器的仿烧。
在明代灭亡多年之后的年，铤而走险参加白莲教起义的人们扛起了写着大明国号的旗帜，头戴染成红色的头巾。红色指代着明朝，明朝皇帝的“朱”姓，同时也是朱红色之意。在18世纪许多次对图谋不轨者的调查中，朝廷的专员会对在家境虽已破败却依然夸张门面的阴谋造反者家中所发现的一些物品起疑心，诸如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像，或样式复古的帽子。
雍正皇帝曾经解读过一位被捕的阴谋造反者的梦境，这人早在十年前已经死去，而雍正却能够完美地理解梦境中刮过北京的一阵狂风的意味，这阵风使所有人脸色变红，是反清复明的象征。此时的“明”成了一幕视觉图像，无论是记载其往昔荣光的宫殿与陵墓，还是象征其存在的颜色，或是虽然出现在公开场合却除了圈内人以外无人明了其含义的秘密文字。
年前后，一群清帝国底层的贫苦民众聚众结社，组成一个兼互助会和保护会为一体的组织，称作“天地会”。在英语中，“天地会”被称为“Triads”（“三合会”），在当年盛极一时，其目的就是“反清复明”。为此，他们还为自己炮制了一份虚假却充满了爱国热忱的谱牒，将自身的历史追溯至17世纪清代征服明朝之时。
“反清复明”这个口号从未完全公开化，其半公开的犯罪行为以及其他一些活动全都以“洪”字为掩护。“洪”是天地会传说中的创建者的姓，同时也是明朝开国皇帝年号——“洪武”——的第一个字。凑巧的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姓氏也是这同一个字。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破坏极大，几乎摧垮了清朝，几个重要的明代纪念物也被摧毁，其中就包括南京明太祖孝陵的地上建筑。洪秀全本人相当清楚，复明已是一项不可能的事业：
我虽未尝加入三合会，但尝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无论如何，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
尽管如此，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内部所推行的服饰和发式，以及选择明朝故都南京作为太平天国的国都，都显示出他努力将自己的政权与覆灭于年的明朝接轨，试图抹去被不合法的满人掠夺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变化。
年，清朝果真灭亡了，这要归功于几个世纪以来深深植根于秘密社团之中的共和运动，所有秘密的地下组织都不同程度地以反清复明为最终目标。当清王朝彻底成为历史之后，明太祖的陵墓便潜在地成为共和制的象征。袁世凯（～）于年2月12日就任大总统，这一天成为中国重新统一的纪念日，作为一个庆祝节日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
年的2月15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向明太祖陵墓献祭，在仪式中张挂明太祖的画像作为装饰。此外，还摆放了祭祀的祭器，在画像和祭器前面是一篇文字，将汉人的明朝与新的全民性的民国联系起来。孙中山身着戎装，中华民国的五色旗在微风中飘扬，宣告在三百年后，中华大地重获自由。
孙中山选择南京作为自己死后的墓地，与明太祖孝陵遥相呼应。中山陵的位置比孝陵所在的山坡还要高，象征着在那些希望继承其政治威信的人眼里，孙中山是比明太祖地位更高的“国父”。民国精英们纷至沓来，对朱元璋的陵墓进行祭拜，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也计划死后葬在这里，许多民国高官也有同样的想法。这是精英阶层对明朝物质文化强大力量的挪用，有意忽略了洪武皇帝在大众通俗记忆中反复无常、狂暴易怒的暴君形象。这种形象在20世纪广东地区的民间传说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中国北方农村广泛流布的“年画”中依然保留下来。
孙中山祭明孝陵，摄于年。
民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与体现于物质遗迹之中的“明朝”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可从当民国面临最大危机之时，博物馆人士在压力之下所做的抉择中看得一清二楚。当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队向北京挺进的时候，故宫博物院不得不在其馆藏珍宝中挑出最珍贵的部分，打包装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在历经曲折并数次近乎奇迹般地脱险之后，这批宝藏于年被运至台湾。
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是，明朝皇帝的画像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最宝贵的珍宝之一，它们被精心保存下来，成为当局者的护身符。与之相对的是，清朝皇帝的画像却被遗留在北京，画像中的这些清朝统治者们覆亡了明朝，随之也成为民族主义的民国政府名正言顺将其推翻的口实。
明代的文化如何在百年后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本？
与此同时，19世纪晚期与20世纪早期的思想风气也使得明代文化的某些方面能够在明朝灭亡数百年后重新被知识界所接触和理解，明代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本，也成为政治资本的源泉。
正如魏浊安所指出的，晚清时代的武侠小说十分引人注目，小说中普遍极为崇拜充满男子汉气概、处处行侠仗义的“好汉”。大量的武侠小说都将背景设置在明朝。显然，这是因为在明朝的小说中，第一次创造出了“好汉”的形象，譬如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以及其不计其数的舞台改编版本。作为激进主义的榜样，“好汉”成为“五四”时期深受西方民族主义影响的青年学生和作家们的楷模，自然也是共产主义同志的楷模。（“同志”这个词在20世纪用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