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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常权
赵珩先生为乐清图书馆题字。
4月20日早上，“书香乐清读书之城”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式在乐清市图书馆举行，当天邀请到了名家赵珩先生为市民读者开展《传统中国文人的读书生活》的讲座。
赵珩先生从小时起受家庭的文化熏陶和影响，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曾任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达十六年，其间主持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出版物和北京史书刊。
因家庭与工作的关系，赵珩先生自幼酷爱中国文学和艺术，熟悉北京历史文化掌故，与不少前辈耆宿及文化人如启功、王世襄、朱家溍等先生多有请益。数十年间，笔耕不辍，写了许多与文人有关的散文随笔，无论是谈吃、谈戏，还是谈收藏、谈风物、谈雅集，抑或谈旧事、谈北京，都赢得读者的交口称赞。
在乐清逗留的日子里，记者深切感觉到这位豁达的老人，如今已到了“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境界，头天晚上在酒酣耳热之际相谈甚欢，等第二天给书本题款的时候转头又问：“怎么称呼？”
清末名门的谱系
赵珩先生的太高祖至曾祖三代，六人中进士。曾祖赵尔丰曾任署理四川总督兼驻藏大臣，曾伯祖赵尔巽曾任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东三省总督等职，均为清末的封疆大吏，因此向有“一门六进士，弟兄两总督”之称。
曾伯祖赵尔巽晚年任清史馆总裁，主编的《清史稿》全书五百二十九卷，为历代正史中规模最大的一部。祖父赵叔彦是颇具文采的收藏家。父亲赵守俨曾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在中华书局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始终负责并实际主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
赵珩先生曾任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其间主持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出版物和北京史书刊。现为北京市文物局专家、学术委员，北京史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首都博物馆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多年来从事文化史、社会生活史、戏曲史研究。
赵珩先生年出生，用与他同岁的学者李零的话说，是红旗下的一代“鼠辈”。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同代人大多被裹挟其中随波浮沉，赵珩却始终尽力让自己置身其外。
年，他远戍内蒙古，在兵团做着“上士”，掌管给养钱粮。“文革”最激烈的时候，他设法弄来了一张串联证明，一个人跑出去，想在“读万卷书”后“行万里路”。他的第一站就到泰山看日出；喜欢那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于是，他又和运鸡运鸭的老太太们坐着同一条破船，到寒山寺听钟声。
年，赵珩回京，在家赋闲读书。他在最便宜的竹简斋本二十四史的《汉书》本子上，用红笔标点正文和注释；通读了《史记》，还用毛笔抄录了全文。医院工作，十年后又到了出版社，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赵珩说自己一辈子只干过两件事，做了十年不务正业的大夫，干了二十五年的编辑，“没什么本事，一直逍遥着过来，顺顺当当，无风无浪”。唐太宗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他却给书房取名“彀外”，既非“英雄”，也不入罗网，自有一方天地。
赵珩先生为桃园书店题“图文是聚，版本大成”。
资深编辑谈读书
在乐清图书馆那场题为《传统中国文人的读书生活》的讲座上，赵珩先生和以往做讲座一样，只列了一个提纲，然后就是滔滔不绝，展示他脑海里取之不竭的存货。
赵珩先生从“我的家世背景和读书的关系”谈起，陆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读书观念”“隋代以来科举取士制度对读书的影响”“中国世家的兴衰和读书的关系”“如何培养读书兴趣以及读书对外面世界的认知”“读书于藏书不可分割的关系”“电子信息时代，读书意义何在？纸媒会不会消失”等话题，和现场听众进行了深入的分享。认为书是认识历史和世界的主要介质；行万里路的同时要读万卷书；纸质书不会被电子阅读淘汰，因为书是有温度的，而读书，则是一种奢侈……
在讲座中，赵先生认为，在文人的出仕与入仕这个话题上，入仕还是不入仕？对文人有很大影响。入仕可以使文人开阔眼界，拓展思维。相比之下，那些未曾入仕的文人可能会有一定的思维局限，比如一些怨气，心理上的自卑感等等。但有些文人在入仕后会沉迷于仕途，缺乏洒脱的情趣；也有些人在入仕后总想着出仕，比如作《陋室铭》的刘禹锡；再有就是像陶渊明那样，入仕后出仕，进入自由洒脱的理想境界，《归去来辞》那样的作品未曾入仕的文人就很难写出来。
赵先生还谈到文人的修养，认为良好的修养首先来自深厚的文化基础，而这文化基础主要来自于读书。这里并不是指我们为了学习和工作所读的实用性书籍，和现代人讲究学以致用不同，真正的文人的知识面更加庞杂，比如数学家苏步青先生的旧体诗就写得非常好，而现今的人们往往在一个领域研究很深，一旦越过这一领域就不灵了，这就很难实现文化基础的全面积累。
修养还来自于一个人的悟性。这悟性中一小部分是天生的，更多是要通过后天的读书、交友、生活环境等各方面实现艺术熏陶。对古人来说，也许早年为步入仕途勤奋学习无暇培养悟性，而在步入仕途之后得闲时，或者是官场失意时，往往就有了时间探寻雅趣，比如苏轼那些传世的文学作品大多是在他被贬期间创作的。
至于文人的情趣，赵先生认为是追求和挖掘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唐代文人陆羽好喝茶，创作《茶经》；明代文人李渔在吃蟹方面独有心得，讲究用南方的糟油伴蟹；清代文人袁枚好吃，创作《随园食单》。不少文人参与俗文学的创作，才有了大鼓《丑末寅初》那文雅的词句，才有了《剑阁闻铃》“猛听得内宦启奏请驾登程”那戛然而止的美感，而参与其中的文人们也乐在其中。
当然，赵先生也从自己的读书经历出发，向听众们推荐读史的参考书，如《纲鉴易知录》《国榷》等等。
老饕细品乐清菜
赵珩先生来乐清，对于邀请人大风先生而言，最有难度的还是如何安排用餐的问题，毕竟，作为名动全国的美食家，怎么让他吃得好，同时又展示乐清菜品的乡土特色，确实是一番费心思的功课。
赵珩先生在乐清的行程是周五晚抵达，周一早上走，虑及赵先生年事已高，腿脚不便，同时还有糖尿病，他提出一切简单为主，只能吃一顿相对丰盛的大餐。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风先生这几位接待人员的周到安排下，赵先生吃到了鲜活的江蟹、鲻鱼、网潮、跳鱼、蚕虾，也享受到了红烧鲨鱼肚、咸菜鲳鱼、美极花蛤，更品尝到了芒种虾皮、海蜇皮、鳗鱼干、酱油肉、鱼丸鱼饼以及糯米饭配豆浆豆腐脑。
这位餐前隔着衣服就给自己打一针胰岛素的燕赵豪客，品尝起乐清菜肴也是豪情万丈，每一样都说好吃，但他抵达乐清头一天晚餐，对乐清湾的海鲜赞赏之余，认为厨师为了体现食材本味，没有展示厨艺。次日及时调整菜品，不管是红烧鲨鱼肚，还是牡蛎炒土鸡蛋，普通菜品引得赵先生频频举起大拇指。
席间赵先生说起，这次回到北京，一定要写一篇有关乐清的美食。为此，席间的各位都满满地敬了赵先生一杯酒，因为能让赵先生写，那么乐清的特色菜肯定更有知名度。他撰写的饮食书籍《老饕漫笔》和《老饕续笔》一版再版，一印再印就是明证。不过赵先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美食家，他谦虚地认为他的著作，既是讲述吃的经历和心得，也是记述时光与生活的足迹，是悠悠岁月的深浅滋味。
其实做美食家是要有些实力的，不但要有经济实力，还要有鉴赏力，更要有眼界和见识。所以说，美食家都有些来历不凡。赵珩先生官宦家庭的遗存，书香门第的熏染，加之他本人爱好驳杂，广游历，对舌尖上的滋味体会细腻，最终敷成文字，饮食之中杂有地理、人物、文化、掌故，以从容不迫的语调一一道来，不拘一格，一任兴至。
其实赵先生的这段美食家的经历，和唐鲁孙先生的经历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官宦世家，各自有自己的专业工作领域，待退休了突然想起由饮食入手，以漫笔的形式写一些自己的所见所闻，从而得了大名。这么论起来，唐如孙先生比赵珩先生还要家世显赫。
美食家写饮食各有特色：汪曾祺明白如话而滋味深永，周作人淡远清冷，梁实秋洒脱爽利，赵珩则闲雅清幽，他记录的饮食是“宴遇”：如诗如画的“杏花春雨冶春园”，透着佛理禅性的“南华佛茶”，逆旅偶遇的辉县海参——皆为可遇不可求。关于食物的最深记忆，往往不在觥筹交错间——那时候的食物已沦为附属品。一个陌生的地方，一次新奇的经历，个体与个体相对，才成就了多年不能忘怀的记忆。
缓而不迫的人往往味觉也敏感细腻，赵先生说，“南方有些东西确实既当不了饭，也不是点心，只是吃着玩的东西。这些食品有的需就着茶吃，有的则需在口中慢慢地咀嚼，直到嚼出特别的滋味儿。”“乍一入口，味道并不见得很好，只有细细嚼来，才能渐入佳境。金华的干菜烧饼与宁波苔条就是这样的食物”。看来，这位北方人毫无障碍地领会了南方闲食的微妙意趣。
赵珩的眼中也并非只有远方，体验最深刻的还是家乡的风物。北京，累世皇都，多少吃的流风遗韵，他敏锐地从中提炼出食的风俗和文化，以吃蟹为例，他写道：“北京食蟹是在中秋前后……旧时北京一座小小的四合院落，秋雨初霁，新凉送爽，院中几畦盛开的菊花，廊下两株红透的石榴，室内也是盆栽的汉宫春晓或柳线垂金。三两好友，蒸一笼肥蟹，开一瓮陈年花雕，诗酒唱和，对菊剥蟹，是极快活的乐事。”可见他的笔下既有个体的独特经历，也有对一地饮食风俗的探求，象“吃小馆儿的学问”，“从川戏看川菜”，皆是此类代表。大概经见的多了，自然而然就有了总结的需求和触类旁通的感触。
这一点，唐鲁孙先生在文章中也有写道：“熏雁翅其实就是熏大排骨，在熏的时候涂抹上一层红曲，北方熏吃食，跟江浙不同，江浙用红糖或茶叶，北方则用锯末子熏。熏雁翅百分之百是下酒菜。北平是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都市，一交立秋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在几阵连绵秋雨之后，已凉天气未寒时，买点滚热的糖炒栗子，来他一斤半斤的熏雁翅，约上三五知己，低斟浅酌来欣赏秋雨，没尝过这种滋味的人，是体会不出这份情调雅趣的。”
物以类聚，吃货不是独行客，汪曾祺家便是吃货父子兵，他们家父子二人都写过饮食方面的书；梁实秋的父亲自号饱蠹楼主，是有名的吃客，外面开设饭庄，家内配有高厨；赵珩吃的也不寂寞，他太太是杭州人，擅做杭帮菜，家中常以自制小菜赠人，其中包括名家朱家溍和王世襄。这两位是赵珩的忘年交兼“吃主儿”，在《老饕漫笔》中，一个为他作序，一个为他题字。
钩沉社会生活史
就像很多知名学者的讲座一样，有些听众也认为赵珩先生的讲座太过浅显，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一场大众讲座，还要考虑到普通听众的知识构成。不过通过和赵先生近距离接触，我们会看到，赵先生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矿。
他随便一说就是一段掌故，比如他小时候，陈梦家先生和他父亲友好，两家又住得近，因此陈梦家先生经常上他家玩。有一天，陈梦家先生告诉少年赵珩，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叫陈梦家吗”？接着又自问自答的说：“那是我母亲在生我前夜，梦见了一群猪，生下我之后想给我起名‘梦豕’，因为猪的别称就是豕，后来觉得不合适，就在豕上面加了宝盖头，成了‘梦家’”。
从赵先生的履历来看，他平生最主要的工作是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编审，从事文化史、北京社会生活史、戏曲史研究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东西被人们淡忘了。”赵先生告诉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过去国人更重视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对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视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而社会生活史，正是赵先生多年来极为在意的。他谈起一位知名书评作者想当然的差错，言下之意颇为不解，认为这个常识缺失很低级。那是《老饕漫笔》出版大卖之时，该书评作者写作时，把赵珩先生和朱家溍先生混为同辈人，而朱家溍先生恰恰是赵珩先生父亲的朋友。而这名作者的误会则来自朱家溍先生在书中的序言里称赵先生为“世兄”。
“他不知道世兄是对下辈人的尊称，这很不应该。”赵先生说道，“其实现在很多对题款都不甚明了。比如‘小兄’，很多作者给下辈人题款，总喜欢写上‘小兄’，其实‘小兄’不是尊称，是旧时对男倡的代称，这让懂得‘小兄’原本含义的人，看到后非常难堪。”
乘着谈兴，赵先生还谈起了影视剧中的一些“硬伤”。
比如黄包车，赵先生说影视剧里，无论在哪个城市，旧时的人拉的车一律被叫做黄包车，那是大错特错的。其实“黄包车”只有上海有，是连人带车的统称。而在北京，盛宣怀考察日本后带回了“洋车”，洋车的轱辘一开始没有轮胎，拉起来很费劲，后来采用了英国的邓禄普轮胎；到年前后，洋车换成了半机械化的“三轮车”。如果电视剧表现的是旧时的天津地区，那应该称作“胶皮”，意即邓禄普的轮胎。而在广州，人们又将人拉车称作“车载”。
还有在清末时期的北京，请客带人去吃“烤鸭”也是不可能的事，这是因为“烤”字直到上世纪40年代才出现，而更早前，人们都用的是“烧鸭子”。还比如清末的富贵人家，家里陈设着唐三彩，那更是绝对不可能的，赵先生说：“唐三彩是墓里的冥器，对于上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忌讳的，无论多有钱都不可能摆。”
相比较国外的电视剧制作，赵先生非常认同，认为每个小细节反映的都是时代的真实。他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俄罗斯曾经与法国合拍过，美国也单独拍过，里面的用心良苦可以说到了极致。日本一些电视连续剧，从德川家康统治的江户时代，到明治维新时代，四百多年时间里，日本服饰中小到纽扣的位置，都有极其严谨的考订，非常真实。”
他认为，社会生活史“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方式、形式和内容，和人们的生活最密切和息息相关”，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政治背景、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
对于传统文化的消失，赵珩遗憾地形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得到之中也会失去”。
他说道：“我们今天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浮躁，丢了文化，所以产生了浮躁。今天才意识到没文化，为时还不算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