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地域的民族饮食文化的形成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是影响饮食结构最重要且最直接的因素，其次是其他社会因素。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汉文化向外扩张的重要阶段，同时中原饮食文化也积极向外传播，而内蒙古中南部则是汉文化向外扩张的重要途经路径。
因此内蒙古中南部在两汉时期的政治环境是影响其饮食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其基础之上，才有了民族构成、对外交流活动等不同程度对饮食的作用。
内蒙古中南部两汉饮食文化发展背景
一内蒙古中南部两汉的自然地理环境
1地形因素
内蒙古中南地区位于我国北部，其西边是贺兰山脉，东边是吕梁山，中部是阴山山脉，其西起巴彦淖尔狼山，东到张北坝上高原，南麓即河套平原。
在阴山北部，则是一望无际的内蒙古高原。黄河进入内蒙古之后，受贺兰山、阴山、吕梁山等山脉走向影响，形成“几”字形，把鄂尔多斯高原包围进去。最后形成北部是内蒙古高原，中部是河套—土默川平原和南部的鄂尔多斯高原的呈带状相嵌排列的地貌特征。
东西走向的阴山山脉自然的把南北分成农耕区和放牧区，南北两地气候差异明显，造成山脉各段形成不同景观和林地资源。阴山山脉东端是森林，林木树种有柏树、松树、桦树、杨树、槐树、山茶、红柳、白棘等，还盛产药材。
两汉时期被当做奇珍做贡品，也经常作为战利品带回中原地区。在地方志文献《和林格尔厅志》中记在当地物产
2气候因素
外不可忽视气候变化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学界对两汉时期的气候与今相比温暖与否的结论存在一定争议。
但较多观点认为，两汉气候存在波动变化，西汉中期气候稍暖，因此汉武帝时期，在气候条件有利的情况下，汉王朝控制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置郡，实行移民戍边、驻军屯田，扩大农耕区范围。水资源有来自黄河及其支流，加上阴山南坡山势较陡，雨水较北麓充分，丰富的水资源及其平原肥沃的土壤为农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二内蒙古中南部两汉的政治环境
1复杂变动
因内蒙古中南部的阴山地区有着极佳的自然环境，春秋战国以来成为林胡、匈奴等民族的驻足地，使该地的民族关系呈现复杂变动的特点，也足以可见当时阴山地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自战至汉，中原与匈奴的争夺就围绕阴山地区。
在朝廷设专人主持有关边地事务，并在当地招募兵马。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前年），赵国将大批奴隶迁于九原，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等皆胡服备边，防御匈奴。
赵惠文王二年（前年），赵武灵王决定退位，自称主父，在代国率军驻扎、招募胡兵，经过多次军事行动，进一步加强了在内蒙古中南部的政治军事优势。赵长城的修建以及设立云中、雁门、代等郡等措施使从事农耕经济的华夏人进入内蒙古中南部。
随着赵国逐步放弃了对内蒙古中南部的经略，匈奴继而崛起，收复林胡、楼烦，南据“河南地”，
战国时期，秦朝置郡（其中北地、上郡两郡的北境直逼北河地区）、修建长城等的措施就已体现了对北境游牧民族入侵威胁的重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因河南地距离秦政治中心——咸阳较近，继而对北部的军事防御又提上日程。
汉初，北部燕国以刘邦密友卢绾为王；中部代郡以同父异母兄刘喜为王；太原郡以韩信为王。后韩信叛汉，与匈奴联合攻汉，爆发平城之战。
之后匈奴出击代国，刘喜弃国出逃。至此，防范匈奴的军事部署失败。刘敬提出和亲政策，至武帝元光年间反击匈奴时为止。
而发生在文帝十四年的匈奴入侵事件，则是匈奴出动兵力最多、入侵程度最为严重的一次，匈奴老上单于率军入塞，骑兵先锋突入雍县与甘泉宫。文帝后元六年（前年），新任单于军臣继续派兵袭击上郡和云中郡。
2关系稳定
景帝时期，关市开通，汉匈关系稳定，加之北地边境的军事防御设施趋于完备，匈奴侵掠屡屡受挫，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入塞侵掠事件。
汉武帝亲自布置发动的马邑之战，标志着汉匈战争的爆发,也结束了之前的和亲政策。元朔三年（前年），汉军发动河南战役，重夺河南地。
双方关系又进入紧张的态势，数年之内，北境人口剧减，平静局势遭到破坏。在朝廷内部，对王莽此举也颇有微词，“主和”呼声居高不下，在内外压力之下，王莽一面军事威胁，一面遣使以通和亲之意，但始终摇摆在和战之间，没有定策。
东汉初年，所属内蒙中南部的五原、朔方、云中、定襄和雁门五郡被割据势力卢芳控制。此时，重新占领西域的匈奴，联合北边割据势力及乌桓大肆侵扰北境。建武六年（30年），光武帝刘秀遣使匈奴为与其修复关系，单于表面和气回应，但依然不放对边境的侵扰，双方关系依旧紧张。直到南匈奴单于称臣附汉，依靠汉廷力量，打击北匈奴，北部边境才重新出现较为安宁的状态。
内蒙古中南部汉墓饮食器分析
内蒙古中南部为汉王朝疆域的北部地区，是军事防御的关键地带，其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时间和程度，决定了汉文化的统一进程。因阴山军事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其汉文化的传播是先于受军事政治影响，还是与军事政治统治同步进行。若从墓葬的考古学分析来看，汉文化的传播时间与汉王朝对其军事统治和政治开发进程相同步，且饮食文化也是汉文化统一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表现。
一典型饮食器
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随葬品中涉及饮食的器物例如陶井、陶灶、陶仓、陶罐、陶鼎等，选取与饮食有直接关联的罐、鼎、樽、盒、釜，在汉时饮食功能主要是炊煮、盛、贮存。
1文化交流影响下的饮食器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自秦汉开边以来，来自中原地区的屯民、军士在这里生产、生活。该地区经过多次移民屯垦，自然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到中原地区生产技术、生活习俗、饮食文化的影响，墓葬随葬品中有关饮食的器物可窥见一斑。
西安、洛阳地区是两汉时期的腹心之地，其饮食文化也极具代表性。在对研究区典型饮食器分类研究基础上与两地陶罐、陶鼎、陶樽、陶盒、陶釜作比较，不仅从时间上纵向地看出内蒙古中南部饮食器的发展变化，更能发现因地域不同造成的饮食文化差异。西安汉代墓葬数量众多。
2生产工具分析
从获取食物的工具比例而言，两个时期的狩猎工具比例超过了农业生产工具的比例，这似乎表明了抢夺性经济超过生产性经济，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移民屯田等政策性措施大大增加了农业种植的种类和范围极大，肉食资源也以羊和家猪为主，因此狩猎工具可能是用来屠宰羊和家猪等动物，而非像低级社会阶段时，用来狩猎野生动物，众多的镞也可能是运用于军事或葬俗身份代表。此外农业生产工具的比重上升，出现新的农业生产工具——铁犁。
生产工具也应该是讨论生计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对发掘的生产工具进行全面分类的整理，是认识该区生业模式的方法之一。
秦汉时期，内蒙古中南部遗址、遗迹和墓葬中出土的生产工具并不多，只对这个时期的生产工具进行整理，得出的结论难免偏颇，所以将该区东周时期遗址及墓葬里出土的生产工具一起进行整理，分为东周、两汉两个时间段，通过对比来讨论不同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
从各个地区分别来看，呼和浩特东周和两汉的农业生产工具比重分别是29%和25%，其他四个地区的农业生产工具的比重一直上升，鄂尔多斯和乌兰察布农业生产工具比重增幅较大，分别是38%和22%；巴彦淖尔东周和两汉的狩猎工具比重分别是20%和68%，差别较大，其他地区的狩猎工具占比都呈下降趋势。
从整体上看，两汉时期农业生产工具的比重提高了10%。
二内蒙古中南部两汉饮食文化特点
汉代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饮食文化的发展与汉代统治者实行的对外边疆政策、重农政策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一系列政策都直接影响到内蒙古中南部整个社会面貌的改变。
具体到屯田戍边、重农开发、边关开市等政策，加上农业技术的进步对饮食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大大提高了边关人民的饮食水平，并且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饮食文化。
1饮食种类的增多
在西汉初期，内蒙古中南部的今包头市、呼和浩特式、乌兰察布市部分地区以南部分属于汉廷的控制区域，其他地区是均是匈奴、楼烦等民族的活动范围。此时研究区的生计模式主要是游牧业，农业生产活动极少。
到西汉中后期，汉王朝控制内蒙古中南部的大部分区域，包括河套平原及鄂尔多斯高原北部及东部。农业技术的传播，使得农耕文化得到急速发展，农业生产范围大大增加，生计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饮食种类与之前相比更为丰富，尤其是谷物类主食和蔬菜的品种增加，就出土谷物类遗存就有粟、黍、小麦等，蔬菜有葵、蔴菇、茄子、瓜、菠菜等。肉食方面也有所增加，尤其是猪、鸡、牛等动物的饲养，“猪”在墓葬殉牲中占有极高比例。
2饮食习俗及风尚的差异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饮食文化的阶层性，可以分为中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两个层面。中层社会包括地主官吏和贵族地主，下层社会包括屯田平民、普通少数民族牧民。墓葬规制的不同及随葬物也侧面体现着阶级等级带来的巨大落差，随葬品多寡之分，殉牲数量的不同，反映了各阶层的生活资料的多寡及贫富差距。
与中层阶级可以在广室下享受雅乐的同时，品尝精致美食，饮用甘甜琼浆不同，下层普通民众的饮食生活显得异常简朴。
在饮食器具的使用上不仅简单，且多陶质，饮食结构少肉，平时劳作更是为上层服务。在墓葬出土物中，更多的是制作粗糙的陶罐、陶鼎、陶仓等，且数量较少。
饮食的阶级性体现了社会制度内涵，是日常生产生活、政策及法律等内容的阶级性最终在饮食风习上的表达，一切都是为了服务上层社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