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在《唐诗三百首》中，就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凉州曲》。对于此诗，《唐诗三百首》编者的批语是：“作旷达语，倍觉悲痛。”仅仅八个字批语，就准确道出了此诗意蕴。
这首诗是边塞诗人王翰写的，不仅意蕴深远，边塞风光也如在眼前，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音乐高度发达的李唐王朝，不仅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且诗中有乐，乐中有诗。诗中乐调的强烈对比，自有一番深意。如于音乐不甚了了，很难领会其中滋味。
如果熟悉唐朝音乐，就会明白，“欲饮琵琶马上催”，是指“琵琶”“马上”两种不同乐调。诗中“马上”，是“马上乐”之略。所谓“马上乐”，是“鼓角横吹”的*乐。追溯历史，融合了北狄、西域音乐的“鼓角横吹”始于汉代。史称：“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了。
“鼓角横吹”的“武乐”（即*乐），在殿庭之上，称作“横吹”；于*旅行中，则称“骑吹”。后世因“骑吹”是在马上演奏，亦称“马上乐”。如西晋傅玄《琵琶赋序》即有“作马上之乐”的说法。《旧唐书·音乐志》也说：“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鼓吹本*旅之音，马上奏之。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魏晋隋唐，“马上乐”已成为融会北狄、西域音乐而形成之“鼓角横吹”*乐的专有名词。
凉州作为西域胡戎乐传播的第一站，受其影响颇大。时《陇头流水歌辞》三曲云：“陇头流水，流离西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西上陇阪，羊肠九回。山高谷深，不觉脚酸。手攀弱枝，足逾弱泥。”这首民歌的体式虽是传统的汉代四言，但凄凉、沉郁格调则与同时期或欢快、或缠绵的中原、江左民歌大异其趣，体现了汉族民歌在曲辞上风格上对胡戎乐一定程度的吸纳。
《隋书·音乐志下》中曰：“《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可知《西凉乐》本吕光平龟兹后所得，经吕光、沮渠蒙逊二代“变龟兹声”为秦声，龟兹音乐遂得以汉化而东渐。又曰：“《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天竺”为音译外来词，而“沙石疆”“天曲”是汉语，说明源于印度的乐曲、舞曲在凉州张重华执*时大量汉化。
历史上，李唐一族对外实行开放和包容的民族*策，强大的国家*事、*治和经济力量又造就了唐人自信开放的心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胡人的生活习性和文化习俗得以流畅地呈现在唐人面前，继而被唐人所消化和吸收。诗歌是社会生活的记录和反映，昂扬向上的盛唐气象造就了盛唐诗歌的大气磅礴，缕缕“胡风”和“胡气”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诗歌发展过程中，“诗”与“乐”总是相伴相生。盛唐时期的乐舞呈现明显的“胡化”倾向，由此导致了盛唐诗歌“胡化”现象。这一时期的诗歌与胡地乐舞呈现相伴相促的景象，即诗歌中既有关于胡地乐舞的描写，同时胡地乐舞也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塞外地理文化景观以及文化习俗也为盛唐诗歌“胡化”提供了充足的养分。此外，伴随民族大融合，胡人的葡萄酒、胡姬酒肆、饮食、服装以及风俗节日也被诗人所接受，进而吸纳到诗歌创作之中。
在感受外来物品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之外，唐人的精神风貌也受到“胡风”和“胡气”的影响，他们摆脱了统治阶级对游侠风气的打压，形成了一种崇尚勇武，以疆场拼杀赢取功名的观念。由此，盛唐诗歌多表现出崇尚武力，希望投身边塞舍生取义的倾向，这也是盛唐诗歌“胡化”现象的另一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