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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3/11/8 18: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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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14日下午,北京的一场活动上,纪录片导演陈晓卿播放了一段短片。

短片中,喧闹的菜市场里,一位棕发碧眼的外国人眼睛睁得大大的,仔细端详着摊位上红艳艳的辣椒。她操着一口流利的四川话,问道:“这是撒子海椒?有没得二荆条?”(这是什么辣椒?有没有二荆条?)

片中的外国人叫扶霞·邓洛普(FuchsiaDunlop)。她是个英国美食作家,研究中国烹饪和中国饮食文化超过20年,出过5本相关的书,也给《金融时报》《纽约客》等媒体撰写文章。因其作品出色,她获得过4次有“饮食世界奥斯卡”之称的詹姆斯·比尔德烹饪写作奖(TheJamesBeardAwards)。

陈晓卿评价扶霞说:“她有着深厚的新闻专业主义写作功底,又谙熟中国烹饪的精髓。读过很多外国人写的中国食物的书籍,无疑这本(指《鱼翅与花椒》)是最鲜活有趣也是最精准的。更重要的是,透过风味表象的记述,读者可以深度了解中国……她笔下生动有趣又不乏精准的记述,也让我们这些本土研究饮食的人受益良多。”

扶霞,来自:上海译文出版社

扶霞和中国的故事得从年代说起。

年,从剑桥大学毕业不久的扶霞“做了一份亚太地区新闻报道助理编辑的工作”。在“读了几个月关于中国的新闻和资料以后”,她“决定要亲眼看看”这个国家。

这是一场“大开眼界的发现之旅”。“那个国家如此生机勃勃,又如此杂乱无章,完全不是我之前以为的单调呆板的‘集权国家’,完全没遇到想象中一群群人穿着清一色的毛氏中山装、挥舞‘红宝书’的画面。透过火车车窗,我看到一幕幕生动的风景,水田、鱼塘、农民辛辛苦苦地工作、水牛踏踏实实地耕田。……我看到的一切,几乎都让我沉醉着迷。回到伦敦,我报了夜校学普通话,开始为《今日中国》杂志撰写每季的中国新闻汇总。我甚至开始试验一些中国菜谱,参考的是《苏氏中国名菜谱》。这种对中国的迷恋将会深刻影响我今后的生活,当时只不过刚刚开始。”扶霞回忆。

年,扶霞申请到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前往四川大学留学,准备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相比北京、上海,“在成都这个城市,别说实现计划了,制定计划都根本不可能”。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扶霞抛弃了学术,“单纯地待在四川”,“让这个地方自然而然地指引”她。结果,扶霞在成都彻底解放了自己的天性,促成了她人生中最棒的际遇。

“从小我就喜欢做饭。十一岁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做个大厨的理想。但后来我按部就班地接受教育,在这条标准传送带上离美食这一行越来越远。只有到了中国,离故土千里万里,而且几乎完全和过去了断,我才能够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终于,我能够对自己承认,我是做不了什么社会经济分析师的,甚至也当不了一名真正的记者。我就是一个厨子。只有在厨房里切菜、揉面或者给汤调味的时候,我才能感受到完整的自我。”扶霞在《鱼翅与花椒》一书中写道。

扶霞也随之开始了她在中国至今长达20多年的美食之旅。她几乎不假思索地吃下中国人摆在她面前的任何东西,比如火爆腰花、猪脑花、兔脑壳、鱼香茄子、回锅肉等等。她还在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接受了3个月的专业厨师训练,成为该校第一位外国学生。

年,扶霞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川菜食谱》(SichuanCookery)。

除了四川,扶霞也去了湖南、甘肃、福建、江苏等地,探寻中国各地美食的风味,也记录下各种菜谱以及中国人的故事。从年9月使用第一本笔记本记录开始,扶霞现在总共有多本笔记——她试图通过饮食理解中国和中国人。

目前,扶霞出版的5本书中有4本都是偏菜谱的书,分别是《川菜食谱》、《革命中餐食谱:湘菜》(RevolutionaryChineseCookbook:recipesfromHunanProvince)、《粒粒皆辛苦:中国家常菜》(EveryGrainofRice:SimpleChineseHomeCooking)、《鱼米之乡:中国江南菜》(LandofFishandRice:RecipesfromtheCulinaryHeartofChina),剩下的一本《鱼翅与花椒》(SharksFinandSichuanPepper)偏文学,是她关于中国菜的回忆录。

年7月,《鱼翅与花椒》这本10年前在英国出版的书出了中文版。这本小书迅速成为了畅销书,现在已经加印3次,总印量达5万册。总的来说,你能感受到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吃饭的勇气,虽然有时候这些勇气被强调的有点过多,比如脑子和内脏出现的次数显得有点用力过猛,而中国饭桌上的日常其实并不是非这些不可。

10月13日,我们在北京一家酒店的咖啡厅见到了扶霞。她说这次来中国,还带了一把用了可能10年的菜刀。她家里有很多中国菜刀,这是把小一点的旅游刀。“因为如果我做菜,没有一把好刀会不舒服。我不知道这次来宣传我的书,需不需要我用刀。比如我在上海住在一个意大利朋友家,住了两晚上。他们请我做菜,他们的刀不如我的刀,(所以我带的刀就派上用场了)。”

一个月的时间里,她又用完了一个笔记本,开始写第二个了。“因为我去了云南,碰到很多新的、有意思的东西,吃了一些非常好吃的腊肉,也吃了一些菌类。比如说青头菌汤,特别好吃;最好吃的是干辣椒炒牛肝菌,好吃得不得了。”扶霞说。值得一提的是,扶霞在说“特别好吃”和“好吃得不得了”的时候,突然身体前倾了一点,对我们压低声音,像是说悄悄话一般,分享自己的美食秘密。

而就在我们访谈当天,她还去了酒店的后厨,在本子上记下了中午她感兴趣的菜谱。只要她好奇的菜,一定都不会放过。这是专业,也是本能。

Q=Qdaily

扶霞=扶霞·邓洛普(FuchsiaDunlop)

通过饮食了解一个地方和人,重要的是多跟本地人交流

Q:《鱼翅与花椒》所讲述故事的时间跨度近20年,你也从一个普通学生变成了有名的美食作家。身份的变化使得你接触的人、人们和圈子对待你的态度,以及自己对待自己的要求都发生了变化,这也随之影响到你探索美食和写作美食的方式。比如我觉得《鱼翅与花椒》前面川菜和湘菜的部分就比后面阳澄湖周边吃蟹和扬州的部分要写得好。所以,你怎么看待自己身份的变化对你探索美食和写作美食的变化和影响?

扶霞:我觉得很多很有影响的厨师和美食界的人,很早已经对我很好。我那时候是一个没有身份的留学生,(可他们)还是愿意跟我交流,回答我的问题,所以这个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最好的时候是在成都早期,那时候我有很多时间,生活速度也很慢,我好几天、好几个礼拜、好几个月,天天都骑自行车,慢慢地看成都、发现什么,所以速度很慢。这肯定会真正地享受一个地方,很多年间交的朋友,有一个好处。

以后的好处是我已经有了基本知识、烹调技术。因为基础已经在,所以我去一个新的地方,可以很快地学很多新的。可是,有的时候,时间比较有限。比如说在扬州,我没有住6年,没有这种关系,所以肯定享受有变化。四川是我在中国的老家,第二故乡的感觉。

Q:所以你觉得主要问题是时间?

扶霞:是的。我第一次到了成都,发现什么事都是新的,所以很兴奋。我在成都研究了6年以后,才出《川菜食谱》;已经认识成都10多年了,才出《鱼翅与花椒》。我觉得书的第一部分都是在成都,第二部分跑了很多地方,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讲中国,可是没有非常intimate(亲近、亲密)的感觉。

Q:有时候时间的限制让你没法更深入地去了解一个地方,所以相对有种走马观花的感觉。

扶霞:有可能。可是我对中国饮食(已经)大概地了解,(只是还要)更丰富一点。现在我每次(不管是)去一个新的地方,还是尝一个新的菜,我从一个比较角度来看,有很多(标准),(比如)你可以了解它的来源,它跟别的地方的味道的关系……

Q:有很多标准和参考系在里面。

扶霞:对。

Q:很多美食作家都会说,我不只是在写美食本身,而是在写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美食是一个窗口。《鱼翅与花椒》也可看作这样的作品。我比较好奇,你对如何通过食物去了解一个陌生的地方和人有没有一些心得?

扶霞:我觉得到处都是这样。因为饮食是社会中可能最基本的文化,到处都有。我们都需要吃。可是,我觉得在中国是更重要,所以这个窗口在中国更有意思。因为中国从最早的历史来讲,都是非常懂、非常重饮食。中国也是很特别的。中国的饮食文化跟历史、宗教、*治、文学等,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别的地方更深一点。

(了解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跟本地人交流。

比如说,我在中国不但是跟高级厨师交流,也经常跟出租车司机、卖小吃的交流。我的笔记本里面有很多(普通人的内容),特别是四川出租车司机跟我讲的(美食)。因为我经常说,我们交流交流。他们说,我在这里干什么?我说,专门研究中国美食。比如最近有一个司机,他告诉我说,他很拿手做菜,很会做酸菜鱼,跟我讲了,什么细节都告诉我,我都记录下来了。

也有很多偶尔碰到的人,他们给我一个线索。比如他们说,这个地方有好吃的东西。

我最近坐火车到阆中去了。火车上,我跟我旁边的一个女人交流。她是一个卤菜师傅,所以她给我做卤菜提了一些意见,比如冰糖和白糖的比例,很有意思。

Q:你遇到了各种本地人,如果你对他的饮食好奇,都会跟他交流?

扶霞:对。我觉得人的交流和资料越丰富越好。比如做一道菜,不是只有一个做法、一个意见,所以我跟很多人谈这道菜,才可以考虑到它的核心、它最重要的(要素)。我也可以决定我要怎么掌握、怎么做。

我也觉得可以看一些书、烹调资料。

还有一个做法,我觉得在中国,一个外国人研究中国菜很重要的一个意见。很多本地人有一点反对我点本地菜。刚才吃中午菜,我要点一个虾酱炒包菜。他们说,西方人不可以,真的觉得我不可能会喜欢。很多本地人推荐的菜都是他们知道西方人会喜欢的菜,反对点对外国人来讲有点奇怪的菜。所以,我必须要说,我一定要吃这个!一定不要把我(当)一个外国人!

所以,作为一个外国人,这是最重要的。我必须要让我交流的人真正地了解,我不要他们把我作为外国人,我要吃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不要变味,不要尽量满足一个外国人的口味。如果你们吃辣,我要吃辣。如果你们吃臭,我要吃臭。这是一个挑战。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带外国吃货团在中国吃。我经常发现这种问题,我去点菜,他们很反对,连我是说比较流利的汉语,连我搭配菜还可以,可他们还是说不行。

Q:《鱼翅与花椒》里提到了你的第二本书《革命中餐食谱:湘菜》。这本书是想把菜谱和中国革命史的故事结合在一起,探讨二十世纪的*治动荡对中国菜的影响。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那除了《鱼翅与花椒》里讲过的,你可以再给我们补充一些湘菜这本书里有意思的内容吗?

扶霞:研究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都听到很多中国人说他们的个人历史,比如那时候我们吃的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在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国家,饮食都是反映了那时候的社会。因为中国20世纪有非常大的变化,比如说原来有一个皇朝,然后有一个民国,然后有革命,(再)以后有很多饭馆国营化、“文革”,最后有一个改革开放。所以每一段历史跟本人吃的(都)有关系。这个很有意思。

每个地方不一定一样,可是中国在那么短的一个时期里面有那么大的变化,所以(有些地方)更明显。这本书里面,比如说包括一些民国有名的菜;还有一些毛主席喜欢吃的红烧肉,在韶山学会的;还有“文革”时期有一些老菜必须要改名,(比如)四川的宫保鸡丁。丁宝桢是皇朝当官的,所以他的名称是“宫保”。因为是“旧社会”官员的名字,所以“文革”时改成了煳辣鸡丁或辣子鸡丁。这很有趣。

Q:除了《鱼翅与花椒》讲过的,你还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通过食物了解地方和人的故事吗?

扶霞:我一直都在记录,以后还要出一本书,但没想清楚怎么写。

我好几次去过绍兴,特别喜欢他们的臭霉东西——霉干菜、霉千张,很臭,味道很奇怪。可是,我一直都想,他们臭霉东西的味道有点像是我们的臭奶酪。有一次,我从英国带过来一些很臭的奶酪,装在一个盒子里,带到绍兴最有名的传统饭馆——咸亨酒店,请了他们的经理、厨师长、厨师、服务员,一起尝尝我们的奶酪,跟他们的臭霉东西做比较,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想它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本地人不同意。他们觉得奶酪很腻口,一吃就会影响你以后吃的什么东西。你嘴里面有很腻的一层奶油。他们觉得它有膻味、苦味、酸味。英国人、欧洲人、西方人没有膻味、异味、腥味这个观念,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中国观点。

这个我印象深,觉得很有意思。在西方国家,我们经常听到人说,我去了中国旅游,中国人吃的很奇怪,比如说去北京王府井夜市拍照,中国人吃蝎子、狗肉……西方人一直都觉得中国菜很奇怪,(没想到)中国本地人看一些西方食品也感觉很意外、很奇怪,说奶酪很臭。很多西方人很吃惊,以前没有想象过,肯定没有听说过一个以前没有吃过奶制品的中国人,会怎么客观评价他们的奶制品。所以我写了这篇文章,在国外很有影响,在美国获奖了。

你们觉得你们吃的东西很正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们吃的肯定不是正常的,也是奇奇怪怪的。

扶霞在湖南农村做麻婆豆腐。来自:上海译文出版社

如果要分胜负的话,我觉得大概只有在甜点上西方能拿金牌吧,其他金牌都是中国菜的

Q:除了对外部世界的探索,《鱼翅与花椒》里另一条线索是你自己对内心世界的探索,特别是你对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的挣扎。离这本书最初出版已经10年了,现在你又怎么看自己的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或者说,通过这么多年对美食的探索和写作,你对自己的认识和了解有什么变化?

扶霞:我觉得现在我的口味更中国化了,中餐比西餐喜欢多了,吃得最舒服的还是中国菜。所以这是一个变化,我越来越适应中国饮食。

我也对中国的药膳越来越感兴趣,受到了影响。年龄大了,应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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