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疫情迫使人们在家门口打造全球化环境，而年秋策划《人类学史》金课系列讲座，则是我从教以来做的一场最大的教学改革，它集合了美、英、韩、中等四国若干人类学家的力量，开拓了研究生相对封闭的学习视野，带来了持续将近两个月的“杂食者盛宴”。自年9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系举办的“杰出讲座”时邂逅他后，作为台下听众之一，我想提问又没勇气，离开会场后错失良机的懊悔心情还如此真切。年9月24日上午十点，我和大卫在“失联”近一个月后隔着腾讯会议的屏幕相见时，这一刻，五味杂陈。大卫·普莱斯（DavidPrice）的讲座安排在第四讲，有偶然的因素，不过在整体安排中，却又有命运的必然的意思，它几乎构成课程所指向的当代人类学主题的灵*。
“冷战是如何形塑美国人类学的”讲座宣传海报。年8月回国后，我开始在面向本科生的《人类学史》课程中陆陆续续地讲授他的大作《冷战人类学》，通过邮件断断续续地恢复交流，中间经过了外事交流项目申请又未果的挫折，就这样一直到腾讯会议的这次线上会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相逢。讲座事宜敲定，我的团队很快设计出海报，海报中，一个美国大兵的灰色身影下，是一个在废墟瓦砾前低头呵护片片枫叶的小女孩剪影，它是如此惊艳，一下子击中我给设计师描述的背景知识的主旨：“冷战是东南亚民族国家四分五裂的直接动因，越南、泰国、老挝、印尼等均是冷战激烈的争夺地。在海外战场的开辟下，人类学家也被输送过来，表面上进行海外人类学的调查，实际上是给*方做情报前哨。这非常复杂，参与其中的每个人类学家的选择和做法都不一样”。在为大卫撰写“作者简介”的时候，我在他的个人网站发现他在五彩缤纷的背景前的青年照片，比起这张他给海报设计师提供的近照，年轻的桀骜转化为温和的沧桑，我的五味杂陈又无法言说的心情汇聚在我为他的讲座预告撰写的“广告词”中：略带忧郁气质，颓然而不多话的性情，一己之力逆向奔跑，DavidPrice，伯克利杰出讲座教授，来至十月的上大讲堂，这场位移，同样因为有回国后细沙成流的闪转腾挪，而终踏浪而来！
DavidPrice青年时期照片与近期照片。年10月14日上午，“冷战是如何形塑美国人类学的？”讲座如期开始。大卫巧妙地将对冷战研讨的两个维度结合在一起：即那些挑战FBI和其他机构既得利益的人类学家受到的监控和骚扰，和另一些自愿或不知情地为*事和情报机构做出贡献的人类学家的历史事实；以及冷战至后冷战时期，人类学学术机构与*方调查部门交易关系的形成、延续与演绎出全新形式的过程。这相当于将伯克利“杰出讲座”中歌颂勇敢的不屈服于*治迫害的人类学前辈与《冷战人类学》结合起来，既让我重温了年9月在伯克利聆听那场讲座的过去场景，又使我聆听了一场高度浓缩的《冷战人类学》作者的现身说法。这是一种奇妙的际遇，第一次，英语交流不再是道阻且长的艰难跋涉，而是被强烈的表达欲和冲动占据的激流勇进，再加上大卫又是一个愿意包容各种奇奇怪怪“外国人”英语发音、具有足够耐心和敏锐识别力的学者，我像是站在不同长短的竹筏上，伴随不稳定的水面浮动，澌澌向前行进。一、掀开一段“不存在”的历史扉页
讲座开始，大卫提出了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20世纪美国人类学的历史如何被更深刻的*治经济力量形塑？经济基础与知识系统如何发生关系？接着，他向中国听众系统地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围绕档案田野，他在过去二十年间先后完成了“冷战人类学”诸多著作：《人类学的情报工作：人类学知识在二战期间的部署与忽视》、《威胁人类学：麦卡锡主义和FBI对人类学积极分子的监视》、《冷战人类学：CIA、五角大楼和人类学双重用途的滋长》、《武装人类学》等。围绕着硕果累累的作品，他介绍了自己的研究缘起与研究历程：-年对埃及斐尤姆绿洲的灌溉体系进行田野调查，完成了博士论文《埃及尤姆绿洲的灌溉演进：国家、村落与输水损失》。-年期间在弗罗里达人类学系担任马文·哈里斯的调查助手时，就听哈里斯时不时谈及冷战时期人类学的“那些事”，这引起了他最初的兴趣，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地投入“冷战人类学”的议题。
《人类学的情报工作》、《威胁人类学》、《冷战人类学》、《武装人类学》书封。而当越来越多地了解冷战时期的人类学的讯息时，他发现“这是一件让人尴尬的事，没有人写过这些东西，然后它就不存在”。如何收集“不存在的历史”？大卫通过访谈活跃于冷战时期的人类学家，了解当时人类学界与*府的合作模式以及在具体工作过程中那些让他们“感觉奇怪”的地方——故事的讲述者无法了解全部的真相，主观个体的叙事逻辑与官方版本不同，但也正是那些“让人感觉奇怪”的地方，才能作为蛛丝马迹暴露出历史背后的部分真相。作为获取研究资料方式之一，大卫根据FOIA（信息自由法）向*府提出公开与自己研究有关内容的申请。《信息自由法》旨在向所有人提供联邦*府机构的信息，任何公民都可以申请从任何*府机构接收联邦记录和文件。申请人不必提供请求的理由，但如果*府机构不公开相关文件，则必须提供相应的理由。实际上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许多*府机构，如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通常会拒绝许多被认为符合公众利益的信息请求。大卫表达了他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府虽无权拒绝他的申请，但会出于“保护”的目的寻求各种借口，同时设置较长的等待期使研究进程难以推进。高校亦然，为了调查人类关系区域档案和*方的覆盖关系，他以FOIA之名给耶鲁大学写了申请书，结果得到这样的答复：“我必须告诉你CIA既不能确认也无法否认任何机密或转变性关系，或者带着任何特殊的个人组织或其他实体，对于发展这种个人关系感兴趣……我们既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这种信息存在……”如此冠冕堂皇的信函答复，FOIA并不意味着研究者拥有信息共享的自由，相反，会有各种各样的权威机构讳莫如深：“你的假设是错误的，放弃你的猜想吧，不要再追问了！”不仅如此，即使到手后的资料也存在大量编辑过的痕迹。例如，资料中被认为是需要隐瞒的细节，*府会进行马赛克处理，对于隐去的部分的托词则是“调查仍在进行当中”。面对重重困难，大卫表现出了他的乐观主义的一面，“即使有很多关键信息不可见，剩下的碎片依然可以被拼接起来去揭开真相的一角。”
二、默多克的告密信
玛格丽特-米德的FBI档案中的一页。之后，大卫对在麦卡锡主义的*治背景下人类学家受到迫害的历史事实，以及冷战时期美国人类学的发展进行了介绍。年，美国的*事和情报机构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成立而重组。年6月12日，NSC特别项目授权中情局进行秘密行动和情报行动。年的《中央情报局法》规定，中央情报局有权进行国内和国际活动，负责收集和分析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活动期间，它设想自己是一个精英机构，利用公民的智力收集信息。早期的中情局收集全球知识，作为监测和控制国际事态发展的一部分。该机构设想，即使是通过随机收集所获取的知识，如果有组织并且可检索，最终也可用于提高情报能力。
在同一时期，公开追求唯物主义或者批判地研究美国社会分层的学者，都受到来自麦卡锡主义的蹂躏。这其中就不得不提默多克写给FBI第一负责人，也是美国秘密警察的头儿——埃德加·胡佛（EdgarHoover）长达五页纸的告密信中，波及到的12个在他看来有“亲共”嫌疑的人类学积极分子。其中，在俄亥俄州国立博物馆供职的考古学家摩根（RichardMorgan），因为在课堂上和学生讲述非裔美国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导致他的学术生涯几乎被毁。以西北海岸印第安文化研究著称的语言学家雅各布森（MelvilleJacobs）（-），-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受训于博厄斯，他开办了一个广播电台为种族平等发声。在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共产主义团体后，雅各布森卷入了种族平等运动，但他拒绝向*府透露该团体中其他成员的情况，这一举动差点儿让他丢失了在华盛顿的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受到*治迫害的几年后，雅格布森接到米德（MargaretMead）的一封紧急电报，要求他利用学生秘密收集目标受众对苏联最近发射人造卫星的看法。而更为荒唐的是，奥斯卡（OscarLewis）因研究墨西哥贫困农民的“贫困文化”（cultureofpoverty），提倡*府应该帮助农民改善生活、改善“贫困文化”的学术努力，在默多克看来是“共产*”的证据。基恩（GeneWeltfish）是博厄斯不多的女弟子之一，她做了大量的推进种族平等的调查研究，而在与本尼迪克特合写的《人类的种族》（TheRacesofMankind）一书中，由于确立了种族差异并非是建立在生物基础上的差异，而是文化差异这一基本观点，导致她被叫到了麦卡锡议员面前，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审查，回来后的第二天，她就被哥伦比亚大学解雇了。
从左到右依次为RichardMorgan、MevilleJacobs、OscarLewis、GeneWeltfish。麦卡锡迫害的直接结果是相当数量的人类学家逃出美国，流亡到英国、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美国损失了优秀的学术人才，最瞩目的恐怕是语言学界数一数二的乔姆斯基。*治审查教会了人们在迫害面前保持沉默，这可能是麦卡锡主义产生的自我审查最可怕的一面，无异于一场悲剧。另外一结果是麦卡锡主义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它放慢了批判人类学的发展脚步，学术研究被打上了“*治正确”的烙印。“如果你看到某些研究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你就不去触碰这些议题，转而做其他研究。”大卫总结道，“它确实发生了，这才是年代的可怕所在。很多人类学家聚焦其他国家，而不去触碰国内问题。他们并不会为了种族平等而投身于平权运动，这一转变持续发生在冷战时期，它改变了年代，它变得可怕至极。到了-年代，很多人类学家变得非常激进，例如沃尔夫对人类学家参与的泰国调查项目的批判。”戏剧性的是，当批判性的声音汇聚为潮水，当年“向右转”的人类学者又一边倒地“向左转”，纷纷指责冷战时期人类学的*治“污点”。大卫在任何一种集体潮流中都尽可能保持个人的清醒，他一边走近历史，一边又拉开距离，这种自我脱离（detachment）的客位立场，与他提倡的文本分析与它所嵌入的*治经济语境联系起来的主位分析视角，可谓相得益彰。
三、被挟裹的人类学与主动卷入的人类学：“咬一块”
被麦卡锡主义迫害的人类学进步分子，与人类学家其研究调查知情或不知情地被情报机构利用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卫使用了知情（witting）或不知情（unwitting）词汇来形容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与*事、情报机构的复杂关联。“这是非常困难的调查，耗费我20年时光，我花了16年才得到足够的资料开始写书，但是我又时常从研究中感受到快乐。”
-年代，许多出版社、会议披露了CIA对社会科学产生的“巨大”影响，例如“宣传由CIA构建”，“战后学生在日本斗争”等。许多研究中心公开从中情局获得资金，中情局被描绘成一个普通、温和、为学术工作提供基金的组织，但事实真正如此吗？年3月，标题为“亚洲基金会得到了CIA资助”的报纸文章披露了这一事实：由普通学者组成的亚洲基金会，从-年持续接受CIA资助以维持运转。没有人知道亚洲基金会和CIA的关系，他们资助调查者到亚洲做调查，课题立项招募研究人员。而这些对亚洲感兴趣的普通学者，他们的办公室遍布除中国外的整个亚洲区域。
年，中情局启动了“大学联谊计划”，秘密地将中情局与来自美国50个校区的大学教授建立关系。被选定的教授会获得象征性报酬，成为“顾问联系人”，他们发掘有前途的学生，指导他们参与机构内部的研究和活动，并最终成为中情局的一份子。战时服役于美国战略服务局（OSS）中的一部分学者，在战后重返大学岗位，例如，OSS的特工和人类学家库恩（CoonCarelton）共同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一门关于苏联人民的课程。战后美国大学开展的区域研究项目就是由OSS的毕业生负责、指导或推进实施的。许多在战争期间曾在陆*情报所（OWI）和OSS服役的人类学家加入了区域研究项目，包括杜波伊斯（CoraduBois，OSS印度尼西亚区主任[-]，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关键人物，闻名遐迩的心理人类学家）、艾立森（AlisonFrantz）、菲利克斯（FelixKeesing）、马克（MarkMay）和乔治（GeorgeHanfman）都为区域研究项目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揭露CIA介入学术研究与公众宣传的报道。这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类学家资金紧缺的问题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目的。从一开始，中情局就与人类学界建立了联系。战前时期，人类学研究的资金来源非常稀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里，随着美国开始调整其冷战姿态，人类学家发现了一些新的私人和*府的研究资金来源。中情局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人类学家可能会收集到一些“不相关”的知识，中情局的分析员可以利用这些知识来完成尚未确定的任务。哈佛大学系主任和国家安全顾问邦迪（BundyMcGeorge）公开宣称，“区域研究的传统源自情报界的要求。”而后来，承认的资金来源往往是不那么直接与国家安全国家有联系的机构：如富布赖特，美国信息服务局（USIS），美国国家信息局（USIA），SSRC，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后三者号称基金会中的“三巨头”。
拥有名会员的美国人类学协会（AAA）是美国最大的专业协会，有时也会秘密或无意中与中情局合作。一些人类学研究基金接受了“三巨头”和五角大楼的混合资金，大量不知情的人类学家接受了由中间组织出面的、中情局暗中资助的项目。通过查询资料和档案，大卫发现，年的AAA有大量的课题经费注入，而会员“目录”（directory）也在编撰中，它被称为花名册（Roster）。这个“花名册”的作用是CIA可以联系在世界各地做调查的人类学家以及获得他们需要的人类学家在海外搜集的调查信息，主管委员会只有主席、秘书等五到六个人知道实情。其中一个主管成员说道：“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它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发放到会员手中，填写个人研究履历、会何种语言、研究方向以及田野调查领域等非常细致的学术信息，参与花名册编撰的成员会得到CIA的资助。反讽的是，大卫获得“花名册”档案是从FBI那里得到的影印本。当CIA做这些事情时，FBI同样也在监视CIA。另一个案例是来自上千页教会委员会听证会（ChurchCommitteeHearing）的报告，其中一个议会记录是该议会委员会明确了年代CIA广泛渗透入基金会的事实。除了“三巨头”，CIA基金在该阶段也被卷入到近半数的以国际活动为名的授予机构。
一篇名为“外国秘密协作的国内影响：CIA和学术机构、媒体和宗教机构”的报道这样写道：“虽然合作性领域在海外，CIA秘密运作利用作为个体的美国市民或者通过在美国机构内秘密活动，以各种形式接触美国机构和个体，通过多种多样的手段影响大众：学者和记者搜集情报；新闻记者设计和安插宣传；美国出版届为CIA海外机构提供封面……因为美国人和私人机构的独立性相关联的重要性，这些秘密关系吸引了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