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种说法何来？含义何在？“九头鸟”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特点和性格特征？“九头鸟”与湖北人有着怎样的关联？
要探讨“九头鸟”的问题，得先从“楚”说起。
楚人的先人何许人也？屈原的《离骚》曰，“帝高阳之苗裔兮”，说楚人的先祖是颛顼高阳；汉代司马迁在《史记》里说，楚人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是*帝之孙、昌意之子，“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梳理下来，祝融是*帝之后；我国第一部地理书籍、神话集《山海经》里说，祝融是炎帝的后代。同一个神话形象多个故事版本，是中国神话的特点。不管何种说法，楚人拜祝融为先人，自己是炎*的后代。在南楚神话中，祝融是火凤的化身，楚人保持“尊凤尚赤、崇火拜日、喜巫近*”的习俗至少几千年了，所崇之凤享图腾之尊，是百鸟之王。
那么“凤”是什么样子的呢？
据我国古代最早的词典《尔雅·释鸟》记，凤形体为“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山海经》描述曰，“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也就是说，凤凰是一种美丽的鸟，它的头部、翼部、背部、胸部、腹部上的德、义、礼、仁、信这五个字，在远古时期就是楚人部族的价值取向；《山海经·南山经》注“凤，瑞应鸟”，凤象征着祥和。五字安天下，瑞鸟兆太平，凤凰形象寄寓了楚地先人美好的向往和情愫。凤凰的居所在九重天之上，凡间难以企及。其“身披五彩、鸣若箫笙，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非琅不食”。先秦时期南方文学的代表是“庄骚”，即《庄子》《离骚》。庄子《逍遥游》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两篇文章中，九处描述了楚事，因此有学者认为，《逍遥游》里描绘的这个“鹏”就是“凤”。抱负远大、志向高洁、象征祥和的“凤”成为楚人的精神源泉和文化标识。
楚地多万年前已有先民的足迹，对神鸟的崇拜历史悠久。南楚尊凤，各类古代文献中随处可见。从田野考古发现来看，楚地凤鸟形象居多。商周时期宫廷用的玉器、青铜器上装饰有大量的凤凰花纹图案，或呈花冠状，或勾喙翅翼爪尾鲜明，有的图案中光尾纹就有长尾、垂尾、分尾、对尾、连尾之分，造型刚健有力、稳健威严。
那么“九头鸟”从何而来，与“凤”是什么关系呢？
《山海经》载曰，“大荒之中，有山名北极天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这是对“九头鸟”最早的直接描述，也就是说，“九头鸟”其实是一种凤。在中国历代神灵形象中，都有关于“九头鸟”的描述。宋代的《太平御览》载，“齐后园有九头鸟见，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明代的《正字通》则说“九头鸟”是“状如鸺留鸟，大者广翼丈许”。
至此，可以说，“九头鸟”是九头凤的化身、别称，是一种美好吉祥、本领高强、意志坚强的神鸟，寓意安宁祥和，象征坚强勇敢。从外形上看，“九头鸟”是一只长着九个头的美丽凤凰，而不是丑陋如一些漫画所勾勒的光秃秃的短尾巴鸡。
为什么要冠以“九”呢？
中国传统文化中，“九”是一个神秘而尊贵的数字。“九”是最大的个位数，凡事起于一而极于九，“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九”有最大、最多、最高、最久之意。“九”是重要的文化因子和文化符号，是数之核、道之*、天之常，“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天道以九制”“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是最尊贵的数，“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洲”，鼎立中原，天下一定；“天分九天”，按高低分这“九重天”分别是中天、羡天、从天、更天、璀天、郭天、减天、沈天、成天；按方向分这“九天”分别是东方曰傲天，东南方扬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东北方变天，中央钧天；而《吕氏春秋》则把“九天”分为“中央钧天、东方苍天、东北变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东南阳天”，各有含义。“地分九州”，《尚书·禹贡》的划分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古人以“九”设想天地之高远、广博，表达对昊天厚土的敬重与畏惧。“天子之门”有九重，分别是关门、远郊门、近郊门、城门、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喻天子之威重；九龙袍、九龙璧、九重宫阙，显皇家之尊贵；一言九鼎、九五之尊、九合诸侯，意贵者之权重，昭告天下皇权天授、奉天承运，揭示天子与天地的耦合、感应、承运关系。“九”是阳数之首，民间传说中玉皇大帝的生日是正月初九，为一年之首。“九”是大数，形容极广、极大、极高、极致，九九归一、九霄云外、九曲*河、九死一生、九牛一毛等，既蕴含生活的哲理，又道尽人间的广大。“九”还是常数，暗藏天地万物之变数与规律，民间对气候有“三九二十七，出门汗欲滴；七九六十三，床头摸被单”“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九尽杨花开”，九九重阳、数九寒天等谚语和俗语。楚地民俗文化中多以“九”祭祀神灵，《楚辞》里“九”是高格词，也是一个高频词，如九思、九歌、九章、九辩、九怀、九叹、九天、九畹、九州、九疑、九坑、九河、九重、九山、九水、九溪、九田、九塘、九畬、九子、九则、九首、九衢、九合、九折、九年、九逝、九关、九千、九侯、九阳等，“九”在楚辞里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诗经》。因此，“九”是一个美好、吉祥、尊贵的词，安在“九头鸟”的头上，应该没有贬义。
那么，“九头鸟”从什么时候开始，含有贬义甚至妖邪色彩了呢？
商朝以前，没有发现。应该是与周王室有关的。
周、楚关系不睦，由来已久，一直到周朝的终结、楚国的覆灭。
商朝末年，楚人部落首领鬻熊当过周文王的师爷，帮助周文王、周武王灭商有功，周、楚之间有过一段蜜月期，鬻熊的曾孙熊绎因此在公元前年前后被周成王封为诸侯、授子爵，居丹淅（今河南南阳的淅川）之地。此前，楚人部落一直受商朝的挤兑，《诗经·商颂·殷武》载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从商朝武丁王伐楚到周成王封楚，楚人至少挨了年的打，即使周朝封了楚为诸侯，周也没有停止过对楚的打击，周昭王甚至还牺牲在南征荆楚的路上。
几百年间，楚与周之间保持着亦王亦侯、若即若离，有恩有怨、时近时远的关系。楚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不服周，但从来不反周、不打周，史载被周天子亲自打过三次，被周天子吆喝诸侯们打群架打的次数更多，但楚从来没有直接打过周。直接记载两者关系的史料不多，但寥寥几个故事就管窥一二。
譬如，会盟事件。据《春秋》经文和《左传》记载，春秋时期诸侯国及各部族会盟有90多次，其中比较重要的有20次，但是楚国只参加了３次，而且很多次盟会都是商量怎么打楚的。比方说，春秋战国历史上有两次召陵之盟，一次是公元前年，齐桓公率八国*队攻打楚的小兄弟蔡国，威逼楚国，楚国不甘示弱，陈兵相对，齐国一看拿不下来，赶紧邀楚开会，与楚国订立互不侵犯盟约；另一次是公元前年，晋国主持的召陵会盟，18个国家共同商量怎么灭楚。无论是犯楚、灭楚之战，都是经过周王室点过头的。这说明，楚国根本就不在周王室的朋友圈里，而且一直是被打击目标。周朝的中原礼乐文化一向以华夏主流文化自居，看不上蛮夷之地的楚文化。周成王封熊绎为诸侯但没有给予更高的礼遇，熊绎偶尔受邀参加周成王举行的诸侯会盟，但连桌席名签筷子盘子都没有，受了冷遇、有羞辱之感的熊绎回来后告之群臣，楚国上下群情激昂义愤填膺，立志要发奋图强，抗周的种子从此发芽、疯长。
譬如，封王事件。周不待见楚，楚也不买周的账，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楚国竟然不向周王室进贡。挟天下以令诸侯的齐桓公，正是以此为借口想出兵楚国。楚国自有自己的小九九，心想，尽管你周王室授我爵位，却是最低一等；虽然封我为楚，但不是靠你姬周家的血亲关系分封白给的，没有我的曾爷爷就没有你的曾爷爷，而且给我的蛮夷之地不过方圆五十里，大片土地是靠我自己打出来的、拓出来的。因此楚人中“不服周”的情绪在悄悄滋长，以致于发展成为一种咄咄逼人的野蛮，使周王室感到了害怕。楚国第六任君主熊渠还胆敢给三个儿子封王，这简直是对周王室的挑战，周王室当然不悦，但楚国君怼回去：“你的先人姬昌不也是商王朝还在位的时候，以西伯侯之位自称为王么？”封王事件不但说明楚国有敢于叛逆敢于反抗周的性格，还有敢于标新立异敢为人先的品格，周王室当然感到胆儿颤。
譬如，周王溺亡事件。周王室继承了商王室的做法，封归封、赏归赏，抑楚、防楚、伐楚的战略从没放弃。据古本《竹书纪年》载，周昭王分别于公元前年、前年、前年三次率兵攻楚，就在第三次南征中，周昭王死在半道上，一说是被冒称船工的楚人特工做手脚，在船上截了一个洞，将旱鸭子周昭王淹死在汉水里；另一说是因周朝大*辎重战利品太重，把桥压塌了，周昭王掉下去摔死了。总之，史书上记“南巡不返”。因此，周人对楚人有戒在心、有仇要报，而且一记就是几百年。
譬如，问鼎事件。公元前年，楚庄王借北伐陆浑之戎的机会，兵临周王室的首都洛阳城下，拉开架势搞阅兵，意在向周天子炫耀武力。此时的周王室已衰微，诸侯各有取代之心，一个个虎视眈眈。胆怯心虚的周天子派大臣王孙满以慰劳之名，到楚营打探虚实。酒过三巡，楚庄王突然豪情万丈地问王孙满：“请问，周天子的鼎有多重啊？”前面说到，相传这尊九鼎是夏朝时禹帝用了九州进贡的金器而铸成的，是承天福赐、独享王权的象征。这可不是一般人能问的。楚庄王口出狂言，意不在鼎，王孙满当然嗅到了轻蔑挑衅觊觎的味道，他不卑不亢地答道：“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意思周朝的王权是天授，天下共主，不是你能问的，你这样欺负天下共主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而且告诫年轻气盛的楚庄王坐天下“在德不在鼎”，一句话令楚庄王无地自容，悻悻而回。这就是成语“问鼎中原”的由来。这个故事既说明楚国人既有敢问天下、不甘人后之志，又有盲目自信、妄自尊大的毛病，但同时楚国人还有隐忍不发的意志。
故事归故事，楚国一直是春秋战国大戏里的狠角色。地处蛮夷之地，自强不息、强而不息，不断地开疆扩土、四面出征，灭掉周边几十个小国家，地盘越来越来大。无论是攻打还是被打，楚人素有不服输、不示弱的傲骨，敢找强者过招。与齐打，争夺霸主地位；与晋打，平分中原霸权；与吴打，屡败屡战、愈挫愈勇；与秦打，大战多年，十分惨烈，一直打到最后灭国。这几个国家是春秋战国不同历史时期最强大的国家，敢与他们一拼高下，说明楚的不服输、不怕狠。
楚国君王大多勤*敬业，信奉“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自己带头劳作、带头征战，亲历亲为，有的甚至身死沙场，有的甘当人质、最后客死他乡。经过世代接续奋斗，楚国在*治改革、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文化创造、*事实力等方面取得辉煌业绩，开创了以蛮夷之地而驰骋中原的先例。尤其是楚国挑战威权不信邪，敢于争先不守旧，令周王室惶恐不安、诸侯国羡慕嫉妒恨。楚君熊渠势力坐大，想得到周王室更多的承认，便通过随国向周王室索要更高爵位，但未果，熊渠索性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不服从周王室的领导和管理。如果说蛮夷之楚一直令周有肉中刺之感，那么楚庄王的问鼎中原则令周王朝如梗在喉，甚至有一剑封喉之感了。日益雄起的楚国，已经影响甚至干预到周朝的天下了，以致于春秋末期周王室发生内讧，周景王之子在父王驾崩后欲争夺王位失败，干脆逃往楚国避难，企望东山再起，而楚国也大模大样地收留和庇护了他。这也是对周王室的挑衅。
回到“九头鸟”问题。作为楚人的图腾，“九头鸟”是一种精神力量、文化标识，谁能够诋毁和颠覆它？唯有比它*治地位更高、历史更悠久、文明程度更高、文化更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力量。纵观春秋战国几百年，各诸侯国没有这个兴趣和地位，唯有周才有这个可能。周、楚关系如此，周王室歧视和诋毁楚国所崇拜的神鸟，当然不足为奇了。
那么周王室的什么人能有如此一言九鼎之权威呢？周文王、周武王与楚鬻熊交好，而且灭商时得到过他的帮助，周成王亲自封地授爵给楚，他们三人都不会出言不逊攻击楚。唯一的可能，就是周公姬旦，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成王姬诵的叔叔。周公旦辅佐过这三位王，灭商纣建周朝有功，而且领兵伐楚却失败而归。他对周朝乃至中华民族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是帮助周朝建立了一套礼乐制度，包括“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思想，以及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等，为周以后的中国建立起了一套社会秩序，成为中国社会制度最早的架构师。其实，周也并非中原地区的原著民，它是从西部渭水流域东渐，从汉水边上发力，灭商才入主中原的，从周族、周地到周国、周朝，周发展壮大的原因在于制度的力量。尽管周公在还*于周成王之后一度被构谄，不得不逃到楚国避难，但他对楚国的成见还是很深的。建立起礼乐文明的周公看不上蛮夷之地的楚，歧视是必然的，出于*治的目的，贬损楚之图腾“九头鸟”，也是必然的。除他无别。
古代有多个文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周公厌恶一种长着十个头的鸟，晚上听到鸟叫便命人赶出九州，射之，连射三箭发不能中，便派天狗去咬，咬掉了鸟的一个头，还剩下九个头，“血其一首，犹余九首”，流血的“九头鸟”昼伏夜出。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些瘆人，但表达了周公的好恶。尽管周王室对天下发号施令的效力不过年，但周公旦这位周朝的功臣、贤臣、奠基人德高望重，他的价值观影响后世几千年。
虽然周公贬损“九头鸟”，但凤在楚国仍然具有至尊的地位。湖北荆州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墓文物中，有一个镇馆之宝，是一尊“虎座鸟架鼓”乐器，它以两只昂首卷尾、四肢屈伏、背向而踞的卧虎为底座，虎背上各立一只高大的鸣凤，正孤立傲视引吭高歌，中间是一面大鼓。乐器上凤大虎小，楚人以凤驱虎、不畏强暴的精神昭然。凝视这件稀世之宝，似闻隆隆鼓声从两千多年前的楚风中传来，那是凤文化的力量。
楚文化以凤为尊，华夏文化以龙为尊。人文始祖之一太昊伏羲在*河流域建立了华夏先民部落，区别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四方胡人”，首创以蟒蛇之身、鳄鱼之头、雄鹿之角、猛虎之眼、红鲤之鳞、巨蜥之腿、苍鹰之爪、白鲨之尾、巨鲸之须，组*的形象，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另一人文始祖*帝在统一*河流域各部落之后，在今新郑一带也用龙作为新部落的图腾。楚之先祖是颛顼高阳，同为三皇五帝。龙凤并尊，是我国古代两大图腾，代表着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与其它民族图腾一样，都是中华文明大家庭的标志性元素。“龙凤呈祥”说的不止是龙飞凤舞，而是指两种文化的和谐相处，天下才有太平祥和。
周朝八百年，楚国八百年，一个是王朝，一个是诸侯国，享龄相当。周朝傲慢，楚国粗野，导致二者存亡相依、恩怨不断，经过漫长的相互激荡，最后几乎同归终点，这是中国历史大一统之前绝无仅有的现象。周虽亡，但周朝所创造的礼乐文明却绵延了几千年；楚虽灭，但楚国所创造的楚文化却源远流长覆盖天下。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和赓续，同样功不可没，同样缺一不可。
这里，想再说说前面楚庄王问鼎的事。他为什么敢冒僭越、非礼之罪对周王朝的标志、定国*权的象征“九鼎”萌生了兴趣？难道不知道这犯有欺天之罪？当然知道。楚庄王熊旅这位楚国第25任君王，是楚国诸君王中最有雄才大略和豪气的国君之一，同时期的齐、晋、秦、宋等四霸的国君还只敢叫“公”，如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整个春秋战国后期，也只有后来吴、越二国自称王。当然这不是楚庄王自封为王，他的祖上第六任国君熊渠就已经自封为王了，而且一路沿袭下来，接力到他手里已十几棒了。但是，楚庄王这个“王”当得最豪迈。关于他的故事，会有专门笔墨讲到，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楚国就是在他手里打败当时强大的晋国，崛起为春秋五霸之一的。
僭越归僭越，非礼归非礼，但楚庄王为什么会对九鼎感兴趣呢？这里再作一些演绎。《史记·楚世家》里有楚国想“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的记载，其索隐注曰“三翮六翼，亦谓九鼎也。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翮”是指有空心硬管的羽毛，因此有专家认为九鼎是一尊有着九个鸟头的鼎。如果是这样，“九头鸟”家乡人想一睹“九头鸟”鼎的尊容，似乎也蛮有理由的。不光是楚庄王想得到这个鼎，秦始皇也想要。据说年后周王室在秦国的穷追猛打中，仓皇奔逃，把这个珍贵得不得了的周鼎掉进了泗水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派人到泗水里打捞，“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于是这个鼎长什么样，如今流落在哪里，不光是楚庄王当年不知道，至今仍然是千古之谜。但如前面说“九”的时候讲过，这个鼎似乎有过，是当年大禹收下九方官员的献金而铸成的。相信鼎上的鸟，应该是凤，期待终有一天石破天惊，水落而“鼎”出。
自周以后，与凤的形象相伴随，“九头鸟”的形象一直存在于楚文化中，褒贬两说。褒者以鸟为凤、以凤为尊，贬者则沿袭周公的说法，随着楚国的血腥扩张变得贬多褒少、讽多赞少。但从凤的图案造型来看，秦汉以后，随着楚风渐弱，楚凤线条变得流畅柔美起来，并装饰以花卉树枝，更具有审美价值。从历代文字留存来看，对“九头鸟”的形象刻画美丑并存，由柔变刚、由弱变强。南梁宗懔撰写的《荆楚岁时记》，是关于荆楚之地时令习俗的笔记体专著，其曰“正月夜，多*鸟度，家家槌床打户，捩狗耳，灭灯烛以禳之”，这种“*鸟”便是“九头鸟”，民间称闻此鸟叫声是不吉利的事。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十六《羽》称，这种鸟叫*车鸟，相传此鸟昔有十首，一首为犬所噬。宋代欧阳修在叙事诗《*车》里也讲述了周公厌恶“九头鸟”的故事，但他话风一转，认为“吉凶在人不在物”，闪烁出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芒。宋代笔记小说还讲到，某太守捉到一只有九个头的怪鸟，砍掉一个头，又长出来一个，砍到最后一个，前面八个头都长出来了，喻示“九头鸟”有着顽强的意志和强大的生命力。明朝开国元勋、宰相刘伯温在《郁离子·九头鸟》里，又有另一种解读，认为它是“一头得食，八头争食”的怪鸟，“呀然而相衔，洒血飞毛，食不得入咽，而九头皆伤”，暗喻各有本事、互不服气，好内耗内斗。为朱元璋消灭群雄、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刘伯温，借用“九头鸟”指出了元末明初官场上的“中国病”，可谓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这些描述虽然未见诸主流传统经典，但在民间稗官野史、奇文轶事中流传已久。可见“九头鸟”在历史上有过被污名化、恶名化过程。
尽管如此，楚人“尊凤崇火”的文化初心从未改变，这是楚与华夏族、楚文化与华夏文化关联的唯一脐带。在八百年历史的战争中，楚人可以丢弃一切，但是不放弃对祖先楚的认同，不放弃对美丽凤鸟甚至是“九头鸟”的尊崇。
但是“九头鸟”是怎么与湖北人对号入座了的呢？
据说跟明朝首辅张居正有关，尽管湖北正式建省还是在清朝雍正初年的事。
张居正（公元年—年）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湖广荆州府江陵人，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改革家，“明代唯一大*治家”。他辅佐年幼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掌握**大权，开创万历新*，他大刀阔斧整饬朝*，治理整顿十八衙门，惟贤是用，推行“考成法”，革新*风成效卓著，万历九年，一次就裁革冗官人，首创“一条鞭法”，大大减轻百姓徭役，据说他保荐了九位御史，严厉制裁贪官污吏，这些人个个威风凌厉，令不少贪官庸吏闻风丧胆又心怀不满，指其任人为亲，因为这九人都是他的湖北同乡，准确说是湖广人，遂以“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贬损之。
真的是这样吗？细考张居正担任首辅十年，他的六部尚书中，吏部尚书王国光是山西晋城人、殷正茂是安徽歙县人；礼部尚书杨博山西蒲州人，谭纶是江西宜*人，陆树声是松江华亭（今上海）人，万士和是江苏宜兴人，马自强是山西同州人，潘晟是浙江新昌人，徐学谟是苏州府嘉定（今上海）人；吏部尚书张翰是浙江杭州人；兵部尚书王崇古是山西蒲州人，梁梦龙是河北正定人；刑部尚书刘应节是山东潍坊人，吴百鹏是浙江义乌人，严清是云南后卫人；工部尚书朱衡是江西万安人，郭朝宾是山东汶上人，曾醒吾是何方人士未考。重用的巡抚庞尚鹏是广东南海人、辽东总兵李成梁是辽宁铁岭人、冀州总兵戚继光是山东蓬莱人、河道御史潘季驯是浙江湖州人。张居正强力推行改革新*的得力干将，先后拜为户部尚书、兵部尚书的张学颜，曾经是*敌高拱的亲信，只有工部尚书李幼滋是湖北应城人，兵部尚书方逢时是湖北嘉鱼人，刑部尚书王之诰既是张居正的荆楚同乡，还是自己的亲家，这说明张居正用人的原则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作为身居皇帝一人之下、所有人之上的当朝首辅，张居正有足够的权力安排亲信在六部要职上，在擢用贤才中也会很难避开自己的同乡、门生，但在关键职位上安插亲信不多且没成气候，遍地乡*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至少在朝廷命官最核心的六部尚书岗位中，“湖北帮”是不存在的。明朝万历年间，发生过“*争”，主要是东林*与齐*（山东人）、楚*（湖广人）、宣*（安徽宣城人）、昆*（江苏昆山人）、浙*（浙江人）、阉*之间发生了矛盾，对张居正结*的指责应该来自东林*人或反对张居正推行万历新*的势力。退一步说，即使结成了朋*，也看是否用在了正道，志同道合、为国尽忠未必是坏事，但蝇营狗苟、沆瀣一气肯定不是好事。张居正是明朝的功臣，他的改革和推出的万历新*，使本已苟延残喘的大明王朝延活了60多年，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是积极正面的。即使是借用“九头鸟”来骂张居正，恐怕还是对他个人的聪明、机敏的个性特点和敢拼、凌厉的行事作风的评价。这样看来，把“九头鸟”与“湖北佬”的对号入座未必是坏事。
清代掌故遗闻汇编《清稗类钞》的“讥讽篇”，有一段关于“九头鸟”的表述曰，“九头鸟《太平广记》引《岭表录异》曰：‘鸺鹠乃*车之属。或云九首，曾为犬啮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則有凶咎。’今人以九头鸟为不祥之物，本此。又张君房《脞說》，时人语曰：‘天上有九头鸟，人间有三耳秀才。’按《续搜神记》，兖州张审通为泰山府君所君，额上安一耳，既醒，额痒，果生一耳，尤聪俊，时号三耳秀才。盖时人以‘九头鸟’能预知一切，故以之比聪俊者。后更转以讥狡猾之人，而曰：‘天上有九头鸟，地下有湖北佬。’盖言楚人多诈故也，其实亦不尽然。”从此，“九头鸟”又多了精明狡猾多诈的意思。是啊，九个脑袋在琢磨能不聪明？九个方向在找出路能不机智？编辑《清稗类钞》的是民国学者徐珂先生，他的“其实亦不尽然”包含了他的湖北人的某些偏爱。
民间归民间，野史归野史，“九头鸟”的传说一直在楚地转圈，越编越怪，越传越神。张居正的故事加上徐珂先生编的故事，算是把“九头鸟”这顶帽子结结实实地扣在了湖北人头上。好自嘲自娱的湖北人也不在意，宁用其贬义互娱，譬如：“奸*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把*陂、孝感、汉川三地的人做比较。据民间解释，其本意并非指人，而是指*陂斗笠是尖顶的，孝感斗笠是绞边的，汉川斗笠是既尖顶又绞边，老百姓便编成顺口溜：尖*陂、绞孝感，又尖又绞是汉川。口口相传，就变成了那样儿。湖北人是自省、自信，而且幽默的。
从先楚的神鸟到先秦的神鸟，从“见之天下安宁”，到闻之“不吉利”，再到赋予聪敏、机警、勤奋、敢拼的含义，“九头鸟”是楚地楚人的精神图腾、凤鸟形象的美好化身，是一方地域文化、一段历史记忆、一个崛起部落及其后世永远铣削不掉的烙印，遗传千年而不失落的基因。
“九头鸟”是精神的象征，阅尽数千年沧海桑田，见证荆楚之地的起落兴衰和枯荣进退，凝炼出千百年来楚地人、湖广人、湖北人心系天下、志存高远的精神情怀，自尊自强、敢打敢拼的品质特征，机敏勤奋、敢于创新的禀赋天资，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
“九头鸟”是楚文化的标志，其滥觞于立楚之前茹毛饮血的时代，塑形于楚国八百年筚路蓝缕和开疆扩土时期，锻打于春秋风雨和战国硝烟之中，潜化于秦汉交替和楚汉对峙阶段，儒化于两汉以来，涵养在唐宋以降，积千年之精蕴底气，聚楚材之文韬武略，勃勃翩然，生生不息，是一种文化力量的凝聚。
“九头鸟”从荆棘蛮荒之地起飞，背负历史的载重、文化的印记，栉风沐雨越千年，赓续远航渡无边。相信在中华文化的天空里，“九头鸟”会飞得更高远、更坚定、更稳健。
（原载《散文》杂志海外版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