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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池笔记》的成书来源及其价值
——以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为切入点
曾祥波
内容提要苏轼亲自编定或寓目的“东坡六集/七集”之外的零散手稿，在他去世后约二十年间被具有补遗“六集/七集”性质的《东坡外集》收录。这些手稿也成为《仇池笔记》的文献来源。不同的是，《东坡外集》保存了手稿原貌，更更见东坡著述本意；《仇池笔记》被编纂者随意改动，属于“第二手”文本。《东坡外集》初编初刊本虽未存，今存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基本保持了《东坡外集》南宋乾道后再刊本的旧貌，至少包含《仇池笔记》内容的“题跋”“杂记”部分可以视为宋本使用。宋代之后，《仇池笔记》以笔记体裁承载的“第二手”文本为传播东坡逸文逸事发挥了作用，功不可没。但《仇池笔记》整理本皆缺乏与《东坡外集》文本比对校勘的环节，应予补充。
关键词东坡六集（七集）东坡外集仇池笔记东坡手稿
《仇池笔记》是署名苏轼的两种笔记之一（另一种是《东坡志林》）。关于《仇池笔记》的成书时间，由于初刊于绍兴六年（6）的曾慥《类说》收录了此书，因此绍兴六年（6）是目前所知《仇池笔记》成书时间的下限，此时距离苏轼去世的建中靖国元年（0）不过约三十年左右。关于《仇池笔记》的可靠性问题，自其成书之后被引用、著录的情况来看，南宋以来公认此书内容基本出自东坡之手，成书则出自后人编纂，仅有个别条目存在孱入他人内容的情况。既然《仇池笔记》的内容不见于传承有序、最为可靠的“东坡六集（七集）”系统（说详后），那么编纂者是从哪里得到这样一批确信出自东坡之手的文献，从而使得这样一种编纂结果得到了距离东坡去世不过约三十年的同时代读者的认可？这一关系到《仇池笔记》“著作权合法性”的问题，迄今为止尚未引起注意、更未得到合理说明。
对《仇池笔记》“著作权合法性”问题的解决还能起到另外一个作用，即从侧面间接解决《仇池笔记》的版本问题。《仇池笔记》成书后为南宋绍兴初曾慥《类说》收录，《类说》本成为《仇池笔记》后来一切版本的源头[]。《类说》版本系统有三种：一种是宋刻残本三卷（今藏国家图书馆），其中包含了《仇池笔记》两卷共70条[]。另外两种是清钞宋本五十卷与明刊本六十卷，二本卷帙不同但内容一致，收录《仇池笔记》共8条，比宋刻残本三卷多出68条。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类说》宋刊残本三卷为初刊本，清抄宋本五十卷属于修定本系统[]，另一种认为《类说》清抄宋本五十卷为初刊本系统，宋刊残本三卷为删节本[4]。限于现存资料情况，孰为初刊本、孰为修订本，都没有决定性证据，难以作出结论。可以说，对《仇池笔记》文本问题的研究，迄今为止皆限于对作为笔记专书的《仇池笔记》版本初刻与流传问题的考察，而从这个角度研究，如果没有新资料的出现，问题基本上不可能得到解决，已经走入绝境。如果从本文的路径入手，就《仇池笔记》编纂者据以成书的出自东坡之手的文本内容来源给出说明，就可以绕开目前无法解决的《仇池笔记》版本初刻与流传问题，改变方向转而从文本源头衡量现存《仇池笔记》成书来源及其价值问题。
一、《仇池笔记》在苏轼著述体系中的位置
苏轼著述最为可靠的文本，是他本人亲自编定或曾经寓目的“东坡六集（七集）”系统。苏轼去世后，苏辙列举其生平著述：“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5]上述“六集”九十二卷是苏集定本的最早情况。六集中，《东坡集》四十卷又称《前集》，为苏轼手定[6]。《后集》二十卷可能源于刘沔编纂之本，苏轼曾寓目表示满意[7]，后来也许又经其子苏过补充编纂[8]。《奏议》《外制》《内制》三集二十八卷，是苏轼任职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的公文写作，按照宋人文集编撰的习惯，多在生前亲自编定。《和陶诗》四卷出自苏轼手定[9]。由此可见，六集皆出于苏轼生前手定或寓目认可，是东坡著述中流传有绪、最为可靠的文本。宋代从“六集”走向“七集”的过程，从现存文献来看最大可能性是增补《应诏集》进入“六集”，形成“七集”[0]。明代“东坡七集”较之宋代“七集”本虽又有调整变化，但源流清楚，即将宋代“七集”系统之外的内容增补为《续集》，同时又将《和陶诗》合为一卷纳入《续集》，从而保持宋代“七集”数目及基本框架不变[]。因此尽管宋代“东坡六集（七集）”没有完帙存世，但可以通过明代“东坡七集”了解其全貌。总之，“东坡六集（七集）”系统中，没有《仇池笔记》全书与单篇文本的踪迹。
在“东坡六集（七集）”系统形成后，宋代出现了由书坊主导，打乱“六集（七集）”编次，以类相从，并增补若干新内容的“类编大全集”版本系统。宋刊东坡“类编大全集”今已不存，只能试图通过明刊“类编大全集”间接了解宋刊本的面貌。明刊东坡诗文“类编大全集”有两个版本系统。第一种是国家图书馆今藏成化、弘治年间刻大全集本《苏文忠公集》一百十二卷，傅增湘推测其源于宋本，保存了宋编旧貌[]。此书并无《仇池笔记》全书与单篇文本的踪迹。第二种为明万历刊本《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以及以万历本为底本的清康熙蔡士英刊《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此本也未包含《仇池笔记》全书与单篇文本内容。
综上所述，《仇池笔记》在苏轼去世后约三十年间就已成书，但全书及单篇文本既不见于苏轼生前手定或寓目、流传有绪、最为可靠的“东坡六集（七集）”系统，又不见于坊间根据“六集（七集）”系统增补后重新编次的宋、明两代“类编大全集”系统，那么《仇池笔记》的文献来源是什么？如果能找到《仇池笔记》的文本来源，那么限于资料难以解决的《仇池笔记》版本初刊与流传问题的重要性就减弱了，因为初刊与流传问题的实质还是以探求《仇池笔记》文本内容可靠性为最终目的。
二、解决问题的新角度：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的重新定位与利用
在东坡著述“六集”系统之外，还存在一批苏轼著述文献，它们大约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从题名看属于一官一集、一地一集、一事一集，出于作者自定的“即时性”编撰方式，可能是“六集”本的更早文献源头，今皆不存[]。第二类从题名及现存内容看出于“六集”本形成之后，属于“六集”之外的苏轼作品辑佚补编性质[4]，今存《应诏集》《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两种。其中《应诏集》进入“六集”形成“七集”，已经成为“六集（七集）”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只有《东坡外集》一种是现存唯一东坡“六集（七集）”系统之外的东坡著述文献。《东坡外集》宋本今已不存，仅有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八十六卷传世[5]。过去对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的文献源流定位未明，造成对此书利用不够，近来学者开始注意到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文本具有“源头性”意义[6]。此书成为追溯《仇池笔记》文本来源的关键文献。
清代四库馆臣认为《东坡外集》是伪书，说：“《外集》之名，以别《内集》。轼之诗文既已全载于此，别无所谓《内集》，则《外集》之名殊无根据。”[7]这种理解过于拘泥。所谓《外集》，针对包含了《前集》《后集》的整个“东坡六集（七集）”而言，意在将“六集（七集）”视为苏轼自编、寓目的“内集”，对“六集（七集）”的补遗视为“外集”，相当于古人著述分为“内篇”“外篇”之义。余嘉锡不同意四库馆臣意见，根据《外集序》所载“《南行集》……《海上老人集》”诸书名非元、明间人得见，推测“《外集》之编纂，当出于南宋人之手”[8]。刘尚荣发现了郎晔选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引用《外集》的证据，根据《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上呈于光宗绍熙二年（9），将《外集》编纂下限推进到南宋光宗朝[9]。陈露露进一步发现了宋人赵次公《杜诗赵次公先后解》注文引用《东坡外集》的证据，因为赵次公“著杜诗注当在绍兴四年至十七年之间”[0]，由此将《东坡外集》成书时间下限推进到南宋初[]。《东坡外集》成书距离苏轼去世及“东坡六集”编成刊行不过约三十年，在宋人喜好搜集东坡佚文遗墨的风气中早着先鞭，所得甚富，可靠性高。需要指出，《东坡外集》是从“六集（七集）”走向“类编大全集”（《备成集》也属于这一类型）的重要文献来源之一，也就是说，三者的时间顺序是：“六集（七集）”——《东坡外集》——“类编大全集”等。尽管宋代“类编大全集”等已经不存，但可以通过《东坡外集》所载具有写作递进层次意义的内容重出条目（说详后），说明《外集》成书在“类编大全集”等之前。试想，如果《东坡外集》是出自“类编大全集”，那么作为坊本的“类编大全集”早已将这些重出条目删削（整饬统一正是“类编大全集”的首要任务），《东坡外集》将无法获得这些条目的重出部分，所以情况只能相反，即《东坡外集》直接来自“六集（七集）”未收录的东坡文献，后来《东坡外集》又被“类编大全集”等吸纳利用作为“六集（七集）”内容的增补。过去有学者猜测《东坡外集》是从宋代“类编大全集”中摘出“六集（七集）”系统中所没有的篇章形成，这一说法未举出任何证据，应该放弃。另外再进一步考虑到，针对元祐*人的文禁从徽宗即位开始，在宣和年间（9-5）加强，一直持续到北宋末靖康年间（6-7）[]，很难想象此后南渡初战火蔓延至东南地域，会有全面整理手稿遗文刊行的举动，因此三十年的时段还可以缩小，从而更趋近于苏轼去世后不久、文禁尚未加强的宣和年间（9-5）之前，大概在东坡去世后二十年间。无论从哪一种角度看，《东坡外集》成书在北宋末至南宋初之间，这一成书阶段早于现存《仇池笔记》所有版本系统的成书刊刻时间（南宋绍兴初年）。
宋本《东坡外集》今已佚，但明代毛九苞编《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基本可以视为宋本《东坡外集》原貌。原因有二：第一，《重编东坡外集》所载的《东坡先生外集（序）》与《东坡先生年谱跋》的口吻及其编纂者掌握的东坡文献情况（即宋以后已经散佚的《南行集》《海上老人集》等近二十种东坡文献）来看，《重编东坡外集》自称据为底本的焦竑钞录秘阁本的源头应该是宋本[]。明刊《重编东坡外集》忠实地遵照了《东坡外集》，焦竑序说重编本遵循秘阁本原貌不变，“卷帙有序，如《题跋》一部，游行、诗文、书画等各以类从”云云。特别是考虑到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完全承袭宋本旧貌的“题跋”“杂记”正是集中出现《仇池笔记》文本的部分，这与本文讨论的问题范围完全相符。第二，茅维编《苏文忠公全集》完整收录了《东坡外集》卷十一至八十五的所有内容，茅维撰《苏文忠公全集叙》说：“迄今遍搜楚、越，并非善本，既嗟所缺，复憾其讹。丐诸秣陵焦太史所藏阁本《外集》，太史公该博而有专嗜，出示手板，甚核。参之《志林》《仇池笔记》等书，增益者十之二三，私加刊次。”[4]《苏文忠公全集》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刻于万历三十六年（），因此茅维所用《东坡外集》还是未经重编的焦竑藏秘阁本。陈露露详细比对茅维编《苏文忠公全集》与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二书，茅本与《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本在类目编次及内容上（尤其是“题跋”“杂记”部分）存在极为鲜明的一一对应关系，说明《东坡外集》秘阁本编次及内容正是如此，毛九苞忠实于秘阁本未做改动。也就是说，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整体上可以视为《东坡外集》宋本原貌，最低限度来看，至少焦竑所说包含《仇池笔记》内容的“题跋”“杂记”部分完全一致，可以用来与《仇池笔记》进行比对校勘。孔凡礼点校本《苏轼文集》以茅维编《苏文忠公全集》为底本，但没有意识到其中包含《东坡外集》内容部分具有源头意义，因此孔校仅指出了《苏文忠公全集》与《仇池笔记》共同内容部分的少量字辞异文，全未涉及大量篇幅文字的重出、拼拆、删削等问题，另外还有不少条目漏校，即由于条目的标题不同，又未对内容做比对，因此未发现这些条目也出现在《仇池笔记》中（同样情况也发生在点校本《苏轼文集》与《东坡志林》之间，说详后）。
这里需要对一个情况作说明，《重编东坡外集》收录了一篇《东坡先生外集（序）》，说到追谥“文忠”（“右文忠东坡先生文集之传世者”），追谥之事发生在孝宗乾道六年（70）；除此之外，《重编东坡外集》还收录了南宋乾道九年（7）孝宗撰《御制东坡先生文集赞并序》，可知《重编东坡外集》所依据的宋本应当是南宋乾道九年（7）之后的刊本。但是，根据上文引证南宋高宗朝赵次公杜诗注本已经引用《东坡外集》的情况，可知《东坡外集》必然在孝宗朝之前就已经行世了。因此这说明《重编东坡外集》所依据南宋乾道后刊本其实只是对早已成书（成书时间在北宋宣和前）并行世的《东坡外集》初编初刊本的再次刊印本。《重编东坡外集》收录的《东坡先生外集（序）》文字也能够说明这一点：“亲迹出于先生孙子，与凡当时故家者皆在，庶几观是集者，并前、后二集（按，指七集系统最主要的两部分《前集》《后集》），则先生之文无复逸遗之憾。”这是《外集》出自东坡家藏手稿与友朋所藏东坡手稿的明证。乾道重刊本再次刊行此书的目的，《序》也有所透露：“先生之文，流布天下，大字锲版，与众公共，非直以规利云。”“规利”说明乾道重刊本出自书坊。能够掌握东坡家藏手稿与友朋所藏东坡手稿，绝非时间上远在东坡去世已久的乾道之后、关系上与苏家毫无渊源的书坊所能为之，这也说明书坊不过是对已经成书并流布的初编初刊本进行再次刊行。
三、《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与《仇池笔记》的文本差异
如前所述，无论包含了《仇池笔记》的《类说》宋刻残本（70条）还是清钞宋本（8条）中的哪一种是《类说》的初刊本或修订本，这8个条目都属于《仇池笔记》原书是确凿无疑的。换言之，无论节选本在先还是全选本在先，《仇池笔记》原书必然包含了8条[5]。因此，讨论《仇池笔记》文献来源时可以将8条全部纳入考量范围[6]。经过比对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以下简称《外集》，需与宋本《外集》作区分时，称明刊《外集》）与《仇池笔记》，发现两者内容相同共有9条，占《仇池笔记》全部8条的十分之七。上述9则相同条目，每一条都存在文本差异，可分为重出、拼拆、异文三种情况，下面仅举显著例证说明问题。
.重出。
《仇池笔记》“以意改书”条：
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贱之人，好恶多同，从而和之，遂使古书日就舛讹。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蜀本《庄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与《易》“阴疑于阳”、《礼》“使人疑女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见南山，境与意会。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盖灭没于烟波间。而宋敏求云“鸥不解没”，改作“波”。二诗改此两字，觉一篇神气索然。
此条内容见《外集》卷四十一“题跋（诗词）”《书诸集改字》（85页）。又，《外集》卷四十一“题跋（诗词）”《题渊明饮酒诗后》（8页）：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近见新开韩、柳集，多所刊定，失真者多矣。
《外集》此条文末有案语：“（毛九）苞按：重出小异。”指此条与《外集·书诸集改字》相似。可以看出，毛九苞忠实地承袭宋本《外集》原貌未作删削，仅以案语的方式说明重出情况，《题渊明饮酒诗后》作于前，此后东坡搜集古书改字事例渐多，遂将诸例集中撰写为《书诸集改字》一条。也就是说，《外集》最大程度保留了东坡札记随笔的手稿原貌，因此才会出现将不同时期的手稿笺条不作区别、删汰，尽数编次在一起，形成了所谓“重出小异”的条目。这一做法最大程度保存了手稿原貌，对于从不同层级的文本探求写作思路的渐次推进颇有帮助[7]。最后，《外集·书诸集改字》在“孔子曰”与“蜀本《庄子》”之间多“余少时见前辈皆不敢改字，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偶见南山”与“境与意会”之间《外集》多“初不用意”，较《仇池笔记》为胜。尤其是“初不用意”，颇能见出诗思灵感发生的偶然性，紧扣上句“偶见”，最不可阙，不但《仇池笔记》失载，就是作为初稿的《外集·题渊明饮酒诗后》也没有这一句。这是区别东坡再撰稿与初稿的明证，也是《外集》保留“手稿”文本胜过《仇池笔记》后出编纂文本的地方。
.拼拆。
如《仇池笔记》“论物理”条：
舒州医人李惟熙，善论物理，云：“菱芡皆水物，菱寒而芡暖者，菱花开背日，芡花开向日故也。”又曰：“桃、杏双仁辄杀人者，其花本五出，六出必双。草木花皆五出，惟雪花六出，此殆阴阳之理。今桃、杏六出双仁皆杀人者，失常故也。”
以及《仇池笔记》“木蠹”条：
木实之蠹者必不沙烂，烂者必不蠹而能浮，不浮亦杀人。常考其理，既沙烂散，则不能蕴蓄而生虫，瓜至甘而不蠹者，以其沙也。
《外集》卷六十一“杂记（草木饮食）”《菱芡桃杏说》（页）包含了上述两条内容，开篇多“今日见提举陈贻叔云”；文末多“木实之蠹者必不沙烂，而沙烂者必不蠹而能浮，不浮者能杀人。余尝考其理，既沙烂散，则不能蕴蓄而生虫，瓜至甘而不蠹者，以其沙也。此虽末事，亦理有不可欺者”，带有总结从菱芡、桃李到木蠹一系列植物的口吻，说明它们原本属于一体论述的内容。《仇池笔记》显然是将《外集》文本分割为两条，又有所删削。
又如《仇池笔记》“与昙秀唱和”条：
余在广陵，送客山光寺。昙秀作诗云：“扁舟乘兴到山光，古寺临流胜气藏。惭愧南风知我意，吹将草木作天香。”余和云：“闹里清游借隙光，醉时真境发天藏。梦回拾得吹来句，十里南风草木香。”
以及《仇池笔记》“与可拾诗”条：
余昔对欧公诵文与可诗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世间元有此句，与可拾得耳。”
《外集》卷四十六“题跋（诗词）”《书昙秀诗》（4-4页）包含了上述两条的内容，“余在广陵”后多“与晁无咎、昙秀道人同舟”；“昙秀作诗”前多“客去，予醉卧舟中”；文末多“予昔对欧阳文忠公诵文与可诗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云：此非与可诗。世间元有此句，与可拾得耳。后三年，秀来惠州见予，偶记此事”，交代写作前因后果极为清楚。《外集》所载显然是手稿原貌，《仇池笔记》编者将其分割为两条。
.异文。
如《仇池笔记》“众狗不悦”条：
惠州市寥落，然每日杀一羊，不敢与在官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间亦有微肉，熟煑熟漉，若不熟，则泡水不除，随意用酒薄点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摘剔，得微肉于牙綮间，如食蟹螯。率三五日一食，甚觉有补。子由三年堂庖所食刍豢，灭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此虽戏语，极可施用，用此法，则众狗不悦矣。
此条与《外集》卷六十一“杂记（草木饮食）”《食羊脊骨说》（页）相同，“岂复知此味乎”后《外集》多“戏书此纸遗之”，由此可知这是写给苏辙的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用此法”《外集》作“然此说行”，“用此法”看似符合上下文表述，但“然此说行”却更符合东坡下笔的真实意图。东坡意谓食羊脊骨是惠州贬谪生活不多的一点乐趣，但即便是“不与在官者争”的些微快慰，一旦经由文字表述，流布开去，被在官者获知，便会招来嫉恨和新的打击，即所谓“众狗不悦”。对比苏轼在惠州期间因《白鹤新居上梁文》流露了“报导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惬意，随即被章惇再贬儋州，就可以想见东坡警惕“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的先见之明。东坡一生因言获罪多矣，屡次自诫谨慎而终难更改癖性。因此，不妨将“然此说行”这个“简单的口误当作一个非常复杂的表述，甚至将一声默默的叹息当作它所取代了的整篇的情感宣泄”。[8]换言之，尽管“此说”（流布开来的言语）较之“此法”（食用羊脊骨的方法）难以立即获得理解，但却属于一个能够总述全篇精神实质、有意义的“口误”。“此法”反而很可能是《仇池笔记》编纂者因不能理解“此说”这一无意流露、含有复杂情感的文本表达而作出的后来改动。
又如《仇池笔记》“五谷耗地气”条：
吾昔有田在蕲水，仅种一斗，得稻十斛。问其故，云：“连山皆野草散木，不生五谷，地气不耗，故发如此。”以是知五谷耗地气为最甚。王莽末，天下旱蝗，*金一斤易粟一斗。至汉建武二年，野蚕成茧，被于山泽，至五年渐少，而农事益修。盖土不生谷，地气无所耗，蕴蓄日久，发而为野蚕旅谷，其理甚明。凡地不生草木者，多产金锡，亦其理也。书此，以为卫生之方。
此条与《外集》卷六十一“杂记（草木饮食）”《金谷说》（50页）相同，“野蚕成茧”前《外集》多“野谷旅生，麻菽尤盛”；“被于山泽”后《外集》多“人收其利，岁以为常”；“其理甚明”后《外集》作“庚辰岁正月六日读世祖本纪，书其事，以为卫生之方。地不生草木者，多产金锡珠贝，亦此理也”，可知作于东坡去世前一年，即元符三年（00），东坡已有身体迅速衰弱的预感，因此谈及卫生之方，并且以减少人为折腾为滋养生长的根本原因，透露出去世前对*治斗争的厌倦。这些写作意图不通过《外集》提供的写作时地信息难以发现。
又如《仇池笔记》“字谜”条：
鲍明远诗有《字谜》三首。“飞泉仰流”者，旧说是井字。又“干之一九，只立无偶，坤之六二，宛然双宿”，云是桑字。又“头如刀，尾如钩，中间横，四角六抽，右面负两刃，左边双属牛”，乃龟字也。
此条与《外集》卷四十一“题跋（诗词）”《题鲍明远诗》（8页）相同。“云是桑字”《外集》作“是三字”，按“三”字是，“桑”作为谜底难以理解，当为“三”之音讹。“中间横”《外集》作“中间横广”，符合谜面三三、四四、五五的字数格式。
又如《仇池笔记》“论董秦”条：
玉川子《月蚀》诗云：“岁星主福禄，官爵奉董秦。”详味此语，当是无功而享厚禄者。秦本忠臣，天宝末屡立战功，亦颇知义。代宗时，吐蕃犯阙，征兵，秦即日赴难，或劝择日，答曰：“君父在难，乃择日耶？”后污朱泚伪命，诛。考其终始，非无功而享禄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
此条与《外集》卷四十三“题跋（诗词）”《书玉川子诗论李忠臣》（9页）相同。“秦本忠臣”《外集》作“董秦，李忠臣也”，表述更清楚，《仇池笔记》编纂者显然不了解“忠臣”是董秦之名，“李”是董秦赐姓；“屡立战功”后《外集》多“虽麄暴”，与下句“亦颇知义”衔接更紧密；《外集》文末多“绍圣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写作时间。
总之，《外集》文本在语意正确性、信息丰富性方面压倒性地胜过《仇池笔记》，并且在写作时地、行文格式及语气等方面都透露出往往被《仇池笔记》删削抹去的札记随笔“手稿”属性，其他条目的文本差异也都体现出这一点（详见附录二）。可以就《外集》（尤其是“题跋”“杂记”部分）文本性质得出如下结论：明刊《外集》大体保存了宋本《外集》旧貌，宋本《外集》编纂成书时间在北宋末至南宋初之间，距苏轼去世不过约二十年，《外集》依据的来源文献应该是未编入“东坡六集（七集）”的东坡零散札记手稿，《外集》“题跋”“杂记”类别标识的文本属性也与此相符。同时，考虑到《仇池笔记》中还具有不见于《外集》的47条内容，因此《仇池笔记》也可能还采集参考了与《外集》不同的其他文献，如《东坡先生别集》三十二卷、《续别集》八卷（见《郡斋读书志·读书附志》卷下）、《东坡遗编》（见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序》）等，限于现存资料不足，这47条暂时还不能准确找到来源，只能等待新资料的发现。不过，就找到来源的占《仇池笔记》体量十分之七的9条而言，已经足以说明此书的大部分内容来源情况。总之，《东坡外集》与《仇池笔记》“各自独立”地使用了未编入“六集（七集）”系统的苏轼零散札记手稿文献这一“共同”源头。不同的是，《东坡外集》保存了手稿原貌，可以据此还原苏轼写作场景及其意图，更具文本“源头性”；《仇池笔记》为编纂者随意改动，属于“第二手”文本，重要性远低于《东坡外集》。《东坡外集》乾道重刊本的刊印者在《东坡先生外集序》中说：“编旧集者，或摘取题跋中及诗者，聚为诗话；或总取杂记与题跋，而目为《志林》，皆非先生本意。”已经指出了《外集》收录手稿文献是后人编纂的署名东坡笔记的文本来源，只是没有提及与《志林》情况相似的《仇池笔记》。《仇池笔记》迄今为止的整理本皆缺乏与《外集》文本比对校勘的环节，应补充这一环节以呈现更好的文本，从而理解东坡的本意与深意。
四、一个旁证：与《仇池笔记》成书情况相似的《东坡志林》
《仇池笔记》与《东坡外集》文本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与之情况相同的还有署名苏轼的《东坡志林》。
今存《东坡志林》全部文本并没有以整体性面貌呈现在成书最早、传承线索清晰、可靠性高的“东坡六集（七集）”。“东坡六集（七集）”系统中仅有“志林”十三篇，不但收录为《后集》卷十一，又被重复收录进明代程宗增补的《续集》卷八。“志林”十三篇在今存《东坡志林》三种版本系统中正好以整体性面貌呈现出三种迥异而互补的情况：（）出现最早的一卷本[9]，以“志林”十三篇构成。（）内容最全的五卷本，“志林”十三篇为第五卷全部内容，被称为“论古”十三篇。（）十二卷本[0]，全无“志林”十三篇，全书内容大致同五卷本的前四卷，略有出入。如图所示：
《东坡志林》五卷本中的第一至四卷，约相当于十二卷本的全部内容（图示圆形部分），不但在“六集（七集）”系统中找不到文献来源，在现存“类编大全集”系统中也找不到源自宋代的确凿痕迹。宋代“类编大全集”今已不存，明刊东坡诗文“类编大全集”有两个版本系统。第一种为国家图书馆今藏成化、弘治年间刻大全集本《苏文忠公集》一百十二卷，仅卷三八“史论”下收录了《论武王》等十三篇（即《志林》十三篇）及《论好德锡之福》等九篇，不独立成卷，而无其他类似《东坡手泽》性质的《志林》之文。第二种为明万历刊本《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以及以万历本为底本的清康熙蔡士英刊《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这一版本系统包含了全部《东坡志林》文本，篇目编次与五卷本《东坡志林》一致。从比勘来看，万历刊“类编大全集”，实则参用程宗“东坡七集”的次第，并据万历二十三年（）的《东坡志林》五卷本作校补。既然万历刊“类编大全集”中《东坡志林》的内容是万历二十三年（）刊《东坡志林》五卷本的结果而非原因，无法解决《东坡志林》五卷本前四卷的文献来源问题。因此，只能在“东坡六集（七集）”与“类编大全集”两大系统之外，寻找《东坡志林》除去“志林”十三篇后的其他内容的文献来源。
《东坡外集》作为“六集（七集）”与“类编大全集”两大系统之外自成体系的唯一今存文献，再次成为追溯的关键文献。通过比对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与五卷本《东坡志林》，两书相同条目共计条，占五卷本《东坡志林》一至四卷共90条的十分之七。这条相同条目，异文不胜枚举，《外集》文本胜过《东坡志林》的情况占全面压倒性优势，这与《仇池笔记》《外集》文本比勘的情况一致。因此，五卷本《东坡志林》一至四卷的文献来源与《外集》（“题跋”“杂记”部分）、《仇池笔记》相同，来自未编入“东坡六集（七集）”的东坡零散札记手稿，或者至少是保持了东坡札记手稿原貌的某种文献汇编[]。不同的是，《外集》保留了手稿原貌，更具文本“源头性”，《东坡志林》多有删改，属于“第二手”文本。目前学界所有《东坡志林》整理本皆未曾与《外集》文本比对校勘，也应予补充以呈现更符合东坡本意的文本。
《仇池笔记》与《东坡志林》成书时间、编纂情况相似，皆为各自独立从“东坡六集（七集）”系统之外的东坡零散札记手稿文献中裒辑材料。两书编纂者基于笔记体篇幅简短、重视闲谈趣味等标准取舍，选择范围自然会有重合[]。《东坡志林》《仇池笔记》条目重出情况从一个侧面证明两书具有相似的成书来源，这一来源正是《东坡外集》据为源头的“六集（七集）”之外的东坡手稿文献。
《仇池笔记》得名与《东坡志林》得名也有相似之处。前人认为《东坡外集》序所载《仇池集》疑即《仇池笔记》，并与李之仪所说《〈仇池翁南浮集〉》（《姑溪居士后集》卷十五《〈仇池翁南浮集〉序》）联系起来。这个说法难以成立，因为李之仪序称此书为苏轼晚年南迁之作，而根据上文所引《东坡外集》所载为《仇池笔记》遗漏的诸条目写作时间看，元丰、元祐时期皆有，并不限于绍圣以后南迁时期。《仇池笔记》得名应该别有缘由。苏轼去世后，“东坡六集（七集）”、补遗六集（七集）的《东坡外集》、融合六集（七集）与《东坡外集》的“类编大全集”纷纷刊行。《外集》编纂成书时间在北宋末至南宋初之间，大概在东坡去世后约二十年间。《仇池笔记》与《外集》使用了共同的文献源头，因此成书时间也距此不远。考虑到这一点，以“仇池”为书名的意义也就透露出来了（“笔记”二字标识体裁，是通行语，可以不论）。东坡生前自藏的“仇池石”是他屡次拿来与“壶中九华”相提并论的奇石，见于东坡《双石》《湖口人李正臣蓄异石九峰玲珑婉转若窗棂然予欲以百金买之与仇池为偶方南迁未暇也名之曰壶中九华且以诗记之》《予昔作壶中九华诗其后八年过湖口则石已为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韵以自解云》等诗篇。苏轼去世的第二年，*庭坚写下《湖口人李正臣蓄异石九峰东坡先生名之曰壶中九华并为作诗八年后自海外归则石已为好事者所取乃和前篇以为笑实建中靖国元年四月十六日明年当崇宁之元五月二十日庭坚系湖口李正臣持此诗来石即不可复见东坡亦下世矣感叹不足因次前韵》，以东坡生前牵挂不已、终未获有的奇石“壶中九华”比拟、悼念他。“壶中九华”既已散逸，与之并称的“仇池石”最终归由山谷收藏。南宋理宗朝时人赵希鹄《洞天清录》“东坡小有洞天”条记载：“东坡小有洞天石，石下作一座子，座中蔵香炉，引数窍正对岩岫间，每焚香则烟云满岫。今在豫章郡山谷家，其家珍重，尝与告身同置一匣。”[]“小有洞天石”就是“仇池石”，语出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四“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洞）天”。山谷后人将仇池石与山谷告身放置一处，极为珍视，是将告身视为山谷纪念，将仇池石视为东坡化身纪念，这与山谷《壶中九华》诗以石喻人的思路一致。在这一背景下，联系《仇池笔记》成书时间紧接东坡去世之后不久，编纂者命名受到山谷悼念东坡诗以石喻人思路的启发，昭然可见。至于为什么用“仇池”而不用“壶中九华”，也好理解。一则因为仇池属于东坡所有之物，壶中九华只是东坡向往而未得之物；二则有可能受到山谷珍藏仇池石、视为东坡化身事迹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仇池”等于“东坡”，《仇池笔记》只不过是《东坡笔记》的一种更“文雅”的“借喻”表述。零散手稿编成的《东坡手泽》与苏轼自述的“志林”十三篇的合编本，最终要用与东坡关联度最高、“自述性”的《志林》为名，也是同样道理。
五、余论：文献研究的核心是“文本溯源”
《东坡外集》属于“家集”系统，《外集》刊刻者所说“亲迹出于先生孙子，与凡当时故家者皆在，庶几观是集者，并前、后二集，则先生之文无复逸遗之憾”，清楚地指出了《外集》与《东坡七集》相互补充而成为苏轼著述总汇的意义。《仇池笔记》《东坡志林》并非出于东坡本意的专书著述，而是东坡去世之后社会上好事者掇拾未被“六集（七集）”系统收入的东坡手稿文献中较有趣味、篇幅较短的文字，并加以删削编纂而成的笔记之作。东坡名满天下，生前身后追随崇拜者不绝，出现这种坊间编纂书籍现象并不奇怪。既然《仇池笔记》《东坡志林》的文本已经是经过改写的“二手”文本，对作者意图的保存远逊于仍保留了手稿面貌的《东坡外集》，重要性当然不如《东坡外集》。
宋代是刻本大量出现的文献传播新时代。刻本时代与写本时代的情况有所不同。写本时代的文本的不同文献载体具有同等重要性，直到文本“写定”（如刻为石经、颁布《正义》）才产生权威文献载体。进入刻本时代，文献的初版初刻类似于写本时代的“写定”，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了厘定文本的权威性。宋代以前文献属于写本时代，除了出土文献或极个别流传有绪的写本之外，宋前文献基本上以宋代刊印或重编形态流传到今天，不存在该文献“始发时代”的初抄、初刊、初印形态，这使得宋前文献研究在传统上更加注意文本溯源问题[4]。相较于宋前文献，宋代文献由于能相对清楚地追溯、甚至接触到文献的初刊初印本，因此更重视版本溯源，相对而言就忽略了文本溯源问题。其实，宋代文献以刻本方式存世，造成流布数量大的优势，再加上元明清三代以递藏、递修重印、重编新刊等方式直接延续宋代文献流传，因此宋代资料保存几率增加，只是保存方式会灵活多变，可能以其他形态的文本面貌出现在不同类别属性的文献中。只要注意到这一特点，通过比对不同文献中相近内容的文本，就能够区分文本的编纂、改动层次。文献学研究具有目录、收藏、版本、辑佚、校勘、辨伪等不同环节，尽管每一环节都独立发展为一个内容涵盖广泛的研究门类，但它们的共同目的都是求得作为载体的文献所承载的文本真际。在这个意义上，文献学“目录、收藏、版本、辑佚、校勘、辨伪”诸研究环节应该归结到“文本溯源与辨流”目的，尤其以“文本溯源”为核心。辑佚、校勘、辨伪属于文本“片段辨识”、文本“比对”与文本“归属判断”，指向“文本溯源”是很明显的。作为“文本”载体的“版本”研究，作为“载体（版本）的载体”的“目录”“收藏”研究，既包含“文本溯源”层面，也包含“文本辨流”层面，而“辨流”最终目的仍是要“溯源”，从而获得最能传达写作者意图的文本原貌。可以说，文献研究的意义是描述“文本”的原貌与演变过程，文献学传统诸环节是研究文本原貌及其演变的辅助手段，从研究文本演变的目的最终也是要回归文本原貌这一点看，文献研究的核心是“文本溯源”。
回到本文论题，通过对《东坡外集》成书过程及其在东坡著述中地位的重新发现与定位，《仇池笔记》的文本被追溯到《东坡外集》，从而将限于现存资料难以解决的《仇池笔记》版本（“演变”）问题，转化为东坡手稿文本原貌（“溯源”）问题。也就是说，相对于文本源头（《东坡外集》）而言，文本演变（《仇池笔记》版本流变）重要性降低，成为次要问题。宋代之后，在《东坡外集》流传性不广的情况下，《仇池笔记》（以及《东坡志林》）以笔记体裁类型承载的“第二手”文本，为传播流布东坡逸文逸事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功不可没；过去将《仇池笔记》（以及《东坡志林》）作为东坡逸文逸事的源头文献利用，客观上确实受到文献流布的历史因素影响，可以理解；对《仇池笔记》版本及其内容条目流变的考察，有助于推求《仇池笔记》文本的演变过程及其成书之后被利用的情况，同样具有客观价值，不能抹杀。但是《仇池笔记》版本问题受现存资料限制难以彻底解决，在《仇池笔记》版本没有出现可以利用的新材料之前，将研究重点转移到由东坡手稿形成、编纂态度较为严谨、可以视为与《东坡七集》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东坡外集》上，可以另辟途径，推进苏轼文献与文本问题的研究[5]，这既是面对版本研究资料限制的一种灵活策略，更符合文献研究诸环节“文本溯源”的核心诉求。
[]在《类说》所收三种《仇池笔记》版本之外，明人赵开美据明刊本六十卷《类说》刊行《仇池笔记》单行本8条，赵本又成为明、清若干版本的源头。赵本及其后来源出诸本可与明刊《类说》本等同视之，无须另作考察。
[]按，另外一卷是《东轩杂录》7条、《隐斋闲览》8条合为一卷。
[]赵庶洋《略论清抄宋本〈类说〉的价值》，《文献》0年第期。
[4]关静《〈类说〉宋刊残本为曾慥真本说辨正》，《中国典籍与文化》00年第期。
[5]见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载《苏辙集》，中华书局年版，第7页。
[6]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八（人民文学出版社96年版，第页）载：“世传《前集》乃东坡手自编者，随其出处，古律诗相间，谬误绝少……《后集》乃后人所编。”
[7]苏轼称“足下所示二十卷，无一篇伪者，又少谬讹。”（见《东坡后集》卷十四《答刘沔都漕书一首》，《明成化本东坡七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09年版，第册第8页。）
[8]孙觌《与苏守季文》（《内简尺牍》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册第a页）：“《东坡后集》或云即刘元忠所集二十卷，则容有未尽也。”后来经苏过之手编成（缪荃孙《跋》引钱求赤《书（东坡）后集》，载于《明成化本东坡七集》第0册，第74页）。
[9]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栾城后集》卷二十一，第0页）引苏轼自述：“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子为我志之。”
[0]宋庆元蜀刻大、小字本残帙应该是现存“东坡七集”系统的最早版本。大字本，今存台湾“中央图书馆”藏《东坡集》卷十七、天津图书馆藏《奏议》卷二残帙两种。小字本，今存国家图书馆藏《应诏集》十卷一种。刘尚荣《苏轼著作版本论丛》认为大字本、小字本即洪迈《容斋五笔》所说眉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二本字体有别而内容全同。从大、小字本残帙的篇目编次特点可以看出，大字本之《东坡集》《奏议》为“六集”原目，小字本之《应诏集》原非“六集”之目。二本内容既然全同，则《应诏集》当与“六集”原目合而计之，其数恰为“七集”。其他宋刻残帙，据刘尚荣《苏轼著作版本论丛》、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著录今存四种，分别是*州北宋末刻南宋递修本、孝宗朝刊大字本、孝宗朝刊每行二十字本、孝宗朝刊小字本。这四种残帙因其存留篇目皆属于“六集”原目范围，无法判断是否属于“七集”系统。
[]说详曾祥波《〈明成化本东坡七集〉序言》，第册第4-5页。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年版，第页）：“卷次则分类编次……每类之中又各分细类。按，此本传世极稀……未能考其源流，其分类颇有伦次，疑其源出旧本，非明人率尔编辑所能为。”需要指出，南宋宁宗、理宗朝陈振孙见到的宋代“类编大全集”包含了《东坡手泽》：“《东坡手泽》三卷，苏轼撰。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谓《志林》者也。”（《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小说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9页。另外，《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别集类中”（第50-50页）说：“麻沙书坊又有《大全集》，兼载《志林》《杂说》之类，亦杂以颍滨及小坡之文，且间有讹伪剿入者。”）其内容大约相当于今存《东坡志林》五卷本去除末卷“论古”十三篇后余下的前四卷部分。根据成化、弘治大全集本未收录《东坡手泽》的情况判断，傅增湘认为此本保存了宋本“类编大全集”旧貌的说法恐难成立。
[]包括《南行集》《岐梁集》《钱塘集》《超然集》《*楼集》《眉山集》《武功集》《雪堂集》《*冈小集》《仇池集》《毗陵集》《兰台集》《玉局集》《海上老人集》等（见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序，收录于“宋本珍集丛刊”，线装书局年版，第0册第09页）。
[4]包括《应诏集》十卷（见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东坡先生别集》三十二卷、《续别集》八卷（见《郡斋读书志校证》载赵希弁《读书附志》卷下，第89页）、《东坡遗编》（见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序，第0册第09页）、《东坡外集》（今存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等。
[5]《宋集珍本丛刊》（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线装书局年版）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册，齐鲁书社年版）皆收录影印明万历三十六年康丕扬淮扬府署刻本。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收录书前序文、附录《年谱》及跋文皆有所遗漏，本文采用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本。
[6]曾祥波指导陈露露硕士论文《〈东坡外集〉考论》（刊载于《中国苏轼研究》08年，总第0辑）指出，《东坡外集》成书下限在南宋初，是今存时间最早、内容最丰富的宋代“东坡七集”补遗本，可以通过它窥探由“七集”走向“类编大全集”的苏集系统流变。研究“七集”之外的苏轼作品，应首先利用具有源头性意义的《东坡外集》。《东坡外集》宋本虽不传，但以此为底本的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保存了宋本原貌。又如朱刚《“乌台诗案”的审与判——从审刑院本〈乌台诗案〉说起》（《北京大学学报》08年6期）指出，与通行的御史台本相比，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最末一卷（卷86）所载为《乌台诗案》审刑院本，保存了比其他版本（御史台本）更详细的结案判词原貌。
[7]《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四，中华书局年版，第57页。
[8]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二“《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条，云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60页。
[9]刘尚荣《〈东坡外集〉杂考》，载于《苏轼著作集版本论丛》，巴蜀书社年版，第页。
[0]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修订本）·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0年版，第页。
[]陈露露《〈东坡外集〉考论》，《中国苏轼研究》08年第0辑，第49-50页。
[]南宋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十九“癸卯宣和五年秋七月·禁元祐学术”条（中华书局年版，第页）：“中书省言福建路印造苏轼、司马光文集，诏令毁板。今后举人传习元祐学术者，以违制论。明年，又申严之。冬，又诏曰：‘朕自初服，废元祐学术。比岁，至复尊事苏轼、*庭坚，轼、庭坚获罪宗庙，义不戴天，片文只字，并令焚毁勿存。违者以大不恭论。’靖康初，罢之。”
[]焦竑《答茅孝若》（《澹园续集》卷五，《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00年版，第64册第6页）说：“顷仆所藏洪熙御府本一，抄出阁本《外集》一，阁本《尺牍》一、《长短句》一。”
[4]按，茅维《苏文忠公全集叙》所说“参之《志林》《仇池笔记》等书，增益者十之二三”，是指《外集》中与《东坡志林》《仇池笔记》相同内容的条目，《外集》文本内容比《东坡志林》《仇池笔记》要丰富（此点参见下文比勘结果），而不是说将《东坡志林》《仇池笔记》通行本的多出条目增补进《苏文忠公全集》。否则，《外集》与《东坡志林》《仇池笔记》相同条目的数量要低于《东坡志林》《仇池笔记》通行本的全部条目数量，如果将《东坡志林》《仇池笔记》通行本的多出条目增补进《苏文忠公全集》，那么现存《苏文忠公全集》相关条目也就将等于《东坡志林》《仇池笔记》通行本条目数量，而与《外集》不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5]《类说》初刊本、修订本成书时间相去不远（绍兴六年初刊，绍兴十年修订重刊），同出一手，只不过初刊本与修订本对这8条两次收录的选择情况不同而已。
[6]本文用孔凡礼点校本《仇池笔记》，“全宋笔记”编9册，大象出版社年版。此本以清钞宋本《类说》为底本，包含全部8条目。以下引用不再出注。
[7]刘尚荣《〈东坡外集〉杂考》认为：“（重出条目）虽然保存了旧本原貌，但是案而不断的做法，只能令人怀疑校订者水平不高、能力有限。”（载于《苏轼著作版本论丛》，第页）这种看法是注重文本“结果”、忽略文本变化“过程”的传统校勘思路。
[8][法]雅克·拉康《精神分析学中的言语和语言的作用和领域》，载于褚孝泉译《拉康选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09年版，第4页。
[9]收录于宋左圭咸淳九年（7）《百川学海》，台湾新兴书局年据民国十六年（97）武进陶氏涉园影宋本重印，载于第4册戊集上。
[0]明万历商濬《稗海》本《商刻东坡志林》，“全宋笔记”第编第9册，大象出版社年。
[]《东坡手泽》就是这一类文献汇编。南宋宁宗、理宗朝陈振孙见到的《东坡手泽》就是《东坡志林》的早期形态：“《东坡手泽》三卷，苏轼撰。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谓《志林》者也。”（《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小说家类”，第9页）周先慎（《东坡志林初探》，《北京大学学报》98年期）、王水照（《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进一步推测《东坡手泽》三卷、《儋耳手泽》一卷与《志林》十三首合刊为《东坡志林》。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证明，“六集（七集）”系统之外的苏轼零散札记手稿文献，在苏轼去世后被编为《东坡手泽》，南宋初与《志林》十三篇杂糅合编，合称《东坡志林》，成为今存《东坡志林》五卷本的源头（说详《从手稿到书籍——从〈东坡外集〉看〈东坡志林〉成书源流》，《文献》待刊稿）。
[]赵开美《序》（《仇池笔记》，9页）指出：“《笔记》于《志林》，表里书也……兹于曾公《类说》中复得此两卷，其与《志林》并见者，得三十六则，去其文而存其题。”按，实为7则，文繁不录。
[]赵希鹄《洞天清录》“东坡小有洞天”条，“全宋笔记”第7编第册，大象出版社06年版，第8页。
[4]如《唐才子传》虽由元代辛文房编纂，但涉及唐代史事，《唐才子传校笺》尽可能找出每条文本的唐代文献源头（五代、宋人编两《唐书》等可以宽泛理解为出自唐代文献源头）。《册府元龟》虽由宋人编纂，但涉及宋前史事，《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由此溯源作为《旧五代史》源头的五代《实录》文本。
[5]对《东坡外集》文本其他方面的研究，参见曾祥波《被忽略的现存最早东坡词集“〈东坡外集〉收录词”考论》（《中华文史论丛》0年第期）。
附录
《明成化本东坡七集》序言
蘇軾（一〇三六—一一〇一），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宋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進士，後對制策入三等。神宗熙寧變法中，因與王安石新黨*見不合，外任杭州、密州等地。元豐二年（一〇七九）因“烏臺詩案”入獄，結案特貶*州。他隨遇而安，築居雪堂，自號“東坡居士”。元祐更化，被召還朝，歷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禮部尚書等，其間曾因*争又一度外任杭州。紹聖初，哲宗親*，恢復變法國是，新黨起復，蘇軾坐元祐黨籍，歷謫惠州、儋州。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以徽宗即位遇赦北還，卒於常州歸途。神宗、哲宗两朝*治風雲造就了蘇軾的坎壈人生，同時也成就了蘇軾“渾涵光芒，雄視百代”（《宋史》本傳）的藝術。蘇軾文章與歐陽修并稱“歐蘇”，詩歌與*庭堅并稱“蘇*”，詞與辛棄疾并稱“蘇辛”，書法入宋“四大家”之列，繪畫與文同齊名。蘇軾與父親蘇洵、弟弟蘇轍一門“三蘇”并列“唐宋古文八大家”。*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陳師道、李廌等文壇俊才皆出蘇門。可以説，蘇軾是宋代最偉大的文人。蘇東坡已經成爲宋代文化的一個符號，成爲中國文人的一種象徵，對後世産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蘇軾去世後，蘇轍撰《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欒城集》卷二十二）列舉其生平著述説：“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宋史》本傳承襲蘇轍《墓誌銘》之説，僅將“喜陶淵明，追和之”云云徑寫作“《和陶詩》四卷”。另外，《宋史·藝文志》載“東坡前、後集七十卷”，不確，當以《墓誌銘》及《宋史》本傳所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共六十卷爲準。上述六集九十二卷，就是蘇集定本的最早情况。六集中，《東坡集》四十卷又稱《前集》，爲蘇軾手定，南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八説：“世傳《前集》乃東坡手自編者，隨其出處，古律詩相間，謬誤絶少……《後集》乃後人所編。”《後集》二十卷可能源於劉沔編纂之本，蘇軾曾寓目并表示滿意（蘇軾《答劉沔都漕書》稱其“掇拾編綴，略無遺者……無一篇偽者，又少謬訛”），後來也許又有補充編纂（孫覿《與蘇守季文》稱“《東坡後集》或云即劉元忠所集二十卷，則容有未盡也”，錢求赤《書東坡後集》則認爲《後集》經蘇軾之子蘇過之手編成）。《奏議》《外制》《内制》三集二十八卷，是蘇軾任職期間的公文寫作（《外制》《内制》與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的經歷有關），按照宋人文集編撰的習慣，很可能在蘇軾生前就由他親自編定。《和陶詩》四卷，蘇軾自己説出於手定：“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集而并録之，以遺後之君子。”（見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引蘇軾語。）由此可見，六集皆出於蘇軾生前手定或寓目認可，是東坡著述中流傳有緒、最爲可靠的文本。
“六集”本系統定型之後，纔出現了書賈編刊的所謂“類編”“大全集”坊本系統，其品質遠低於“六集”本。需要指出，在“六集”“類編大全集”两大系統之外，還存在一批蘇軾著述文獻，它們大約可以分爲两類：第一類如《南行集》《岐梁集》《錢塘集》《超然集》《*樓集》《眉山集》《武功集》《雪堂集》《*岡小集》《仇池集》《毗陵集》《蘭臺集》《玉局集》《海上老人集》等（見明代《重編東坡外集》卷首序），從題名看屬於一官一集、一地一集、一事一集的出於作者自定的“即時性”編撰方式，可能是“六集”本的更早文獻源頭，今皆不存。第二類包括《應詔集》十卷（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衢本卷十九）、《東坡先生别集》三十二卷、《續别集》八卷（見《讀書附志》卷下）、《東坡遺編》（見明代《重編東坡外集》卷首序）、《東坡外集》（今存明代《重編東坡外集》）等，從題名及現存内容看大約出於“六集”本形成之後，屬於“六集”之外的蘇軾作品輯佚補編。第二類文獻逐漸進入“東坡六集”本系統，構成了宋、明两代“東坡七集”本。
宋代從“六集”走向“七集”的詳盡過程，已經難以厘清。從今存宋慶元蜀刻大小字本殘帙（劉尚榮《蘇軾著作版本論叢》認爲大字本、小字本即洪邁《容齋五筆》所載“眉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二本字體有别而内容全同）的篇目編次特點，可以看出大致端倪：大字本，今存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東坡集》卷十七，天津圖書館藏《奏議》卷二。小字本，今存國家圖書館藏《應詔集》十卷。很明顯，大字本之《東坡集》《奏議》爲“六集”原目，小字本之《應詔集》原非“六集”之目。二本内容既然全同，則《應詔集》當與“六集”原目合而計之，其數恰爲“七集”。宋慶元蜀刻大小字本殘帙可能是現存“東坡七集”系統的最早版本。其他宋刻殘帙，據劉尚榮《蘇軾著作版本論叢》、祝尚書《宋人别集叙録》著録今存四種，分别是*州北宋末刻南宋遞修本（上海圖書館藏殘本六卷及零葉若干，國家圖書館藏殘葉若干匯訂爲一冊，臺北“中央圖書館”藏《和陶詩》四卷、《奏議集》十五卷）、孝宗朝刊大字本（國家圖書館藏殘本三十卷，日本宮内廳書陵部藏殘本四十五卷）、孝宗朝刊每行二十字本（日本内閣文庫藏殘本二十三卷）、孝宗朝刊小字本（國家圖書館藏殘本十九卷）。這四種殘帙因其存留篇目皆屬於“六集”原目範圍，無法判斷是否屬於“七集”系統。
元代，“東坡六集”“七集”未見刻本著録。
明代“東坡七集”，以明成化四年（一四六八）程宗吉州刻本爲最古。程刻“東坡七集”本保持了宋代“七集”系統基本框架（“仍依舊本卷帙”），又有两點變化：第一，多出《續集》十二卷。第二，將《和陶詩》合爲一卷，并納入《續集》。據李紹爲程刻“七集”所作《重刊蘇文忠公全集序》所説“舊本無而新本有者，則爲《續集》并刻之”，可知《續集》出自程刻首創，故丁丙指出“《續集》晁、陳两家皆不著録，實始於此刻”（《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七）。從這两點變化可以復原宋刻“七集”到程刻“七集”的承襲演變軌迹如下：
宋刻“東坡七集”：“東坡六集”原目（《東坡集》《後集》《奏議》《内制》《外制》《和陶詩》）+《應詔集》十卷
程刻“東坡七集”：“六集”之五（《東坡集》《後集》《奏議》《内制》《外制》）+《應詔集》十卷+《續集》十二卷（含《和陶詩》）
可以想見，程宗爲了將宋代“東坡六集”之後陸續出現的輯佚補編東坡作品儘量多地納入自己的新刻“七集”，故打破了宋刻“東坡七集”僅增入《應詔集》十卷的體例，進一步增入自己新編的、包含了大量佚詩逸文的《續集》十二卷。這樣一來，宋代“七集”將變爲明刻“八集”，這一名稱前所未有，不如“七集”之名廣爲人熟知，易於接受。於是，程宗的處理辦法是將宋刻“七集”之一《和陶詩》的獨立性取消，内容整體納入《續集》，成爲次一層級的文本單元。經此調整，程刻遂得以保留“七集”之數，仍以“東坡七集”之名行世。傅增湘曾表示不理解程刻“七集”對《和陶詩》的單獨處理，説“《續集》爲程氏所編，采各集所無之詩文而并《和陶詩》於其中，此其异耳”（《藏園群書題記》三集卷六），或未體察程氏苦心。
可以説，蘇軾著述中來源最早、最能體現作者編撰意圖，流傳有緒的可靠文本，首推“東坡七集”系統。“東坡七集”的宋刻僅存殘帙若干，元刻未見著録存世。“東坡七集”存世完帙之最古者，首推明代程宗刻成化本。程刻雖對宋刻“七集”有所改動，但僅爲個别框架調整，綫索清晰，易於尋繹，且《續集》增補東坡佚文雖或未免疏漏，然亦不無踵增擘補之功。要之，程刻成化本“東坡七集”可稱東坡詩文存世之最佳讀本。成化本“東坡七集”存世尚有十餘部（見祝尚書《宋人别集叙録·東坡集》）。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江西布*司曾校勘重刊成化本，刪削重複，訂正文字，傅增湘認爲嘉靖刻本態度精謹、足爲後式（《藏園群書題記》三集卷六）。嘉靖本今存世二十餘部（見祝尚書《宋人别集叙録·東坡集》）。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至宣統元年（一九〇九）間，時任两江總督的端方在南京以丁丙“善本書室”藏成化本爲底本，由官方出資，委托繆荃孫校訂重刊“東坡七集”。繆荃孫在刊刻中發現成化本“訛字記不勝記”（繆荃孫《跋》），彙集了嘉靖本與錢求赤據宋刻而成之校本，對成化本的文字訛誤與原版模糊之處加以訂正，并附《校記》以資説明。由此可見，端方寶華盦重刊明成化本可謂後出轉精，更便閱讀。此本字大行疏，墨色如漆，尤堪捧玩。自問世之日，即爲藏家所重，是清季之佳槧，時至今日，愈不易得。民國時期，中華書局編“四部備要”收録坡集，即以此本排印，然經梓民之手，終隔一間。今入選“國學基本典籍叢刊”，以簡裝灰度影印的方式出版，原迹宛然如在，甚便讀者。世之嗜蘇者既以坡文爲精金美玉，今捧櫝獲珠，必有以識匣之美也，故略述其源流，以爲鼓吹云爾。
曾祥波
二〇一九年四月
曾祥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宋诗史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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