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对河西屯田的经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康熙五十四年（）至雍正十年（），主要是对嘉峪关以西，第二阶段为雍正十年（）至乾隆二十四年（）主要是对嘉峪关以东，乾隆二十四年（）以后屯田逐渐改屯升科，民田大量出现。
基层农业的发展
关西开始屯田，与时局有着相当紧密的关联。策妄阿拉布坦侵扰哈密地区时清*大举出动应战，因需要解决*粮紧缺的问题，于是就近在河西筹措*粮，从嘉峪关至哈密这一段路程为*粮转运的主要干线。
该线直接关系到西北战局的发展，为了确保其安全，清廷决定在这一区域开展屯田，清*的力量逐渐拓展至嘉峪关以西。
随着在布隆吉尔等地的屯垦逐步有效开展，清廷开始扩大屯垦区，遂设立赤金卫、靖逆卫、柳沟所专事屯垦事务。
雍正二年（）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之后，加强了对关西的经营。川陕总督岳钟琪在雍正四年（）见沙洲地广人稀，将甘肃省内诸多民户移民至敦煌屯垦。
清廷之后进一步加强关西的兵力部署，实行兵屯以解决*饷问题，并且不断健全管理机制，于布隆吉尔与沙州两地置文官负责处理日常民间之事，在布隆吉尔添置了卫守备，在沙州卫添置了千总，让他们只负责管理屯田。
另外置通判，同时监管赤金和靖逆，并且移靖逆卫同知的治所于布隆吉尔，皆受肃州道节制。
值得注意的是，吐鲁番维吾尔人也对嘉峪关以西瓜州地区的屯田做出了重要贡献，清廷将额敏和卓率领东迁的民众安排在瓜州居住，吐鲁番维吾尔人长期在瓜州一带生产生活，对关西的开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样的垦荒热潮对于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促进意义。
雍正前中期，关西大多为官屯，之后开始采用雇佣贫农耕种，这一部分贫农大多是从甘凉肃州一带招募，受到了严重的剥削与压制，因此需要当地的府衙机构出具保结，避免其逃跑。
虽然在按月发放公价口粮外，每年每人还能得到一两赏赐、皮衣和皮帽等，但是仅仅依靠自身的努力，难以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
由此推断，这样的招募屯种并不能长久，于是雍正末年，所有屯田均需“交于安西镇标营兵丁承领屯种，为伊等恒产，即以收获籽粒供兵丁口粮，如尚不敷，照例折给银两”。
然而这种兵屯也没有维持很久，乾隆五年（）“兵屯原地，官收四分粮石，听后估拨兵粮。近屯余地，照兵屯原地，官民四六分收。佛家营新地，因开种之始，工力较多,本年秋收,官得三分，民得七分，次年四六分粮”。至此，关西的屯田也成为分成制。
随着以上屯垦保障措施的实施，关西地区逐渐形成了诸多的屯区，如九家窑屯区、柳林湖屯区、昌宁湖屯区等。此时关西与关东地区屯田均是分成制，这种分成制在乾隆二十四年之后逐渐衰落，究其原因有二。
其一，屯户仅仅依靠自身的劳动，难以满足其富足的生活，生产过程中难免消极，初期，这种屯户因朝廷给予的各种有利保障，生产条件比一般的平民要好，后期随着平准战争的胜利，河西经济不断恢复，这部分屯户与一般平民相比所受剥削更深，生产中比较消极。
时任甘肃布*使的吴绍诗曾指出，乾隆中期之后屯田的粮食产量日益走低，便是因为这些屯种的农民都把这些土地看作是官田，并不尽心耕种。并且屯民总共有二千四百多户,基本都分散在方圆百六十余里地，地方官也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其二，河西屯田本就是为筹措粮草，乾隆二十四年之后，随着平准战争的结束，天山南北大体已经平定，在河西的驻*也就逐渐减少，清廷已然没有继续维持这种屯田制度的必要了，因此改屯升科已是必然。
屯田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组织屯田的卫所机构也就无需继续存在，所以乾隆二十四年一并将河西的卫所裁撤殆尽。
在这一过程中河西基层被严重波及，屯田的变化与河西地区的基层社会紧密联系。随着叛乱的平定，河西地区逐渐有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筹措粮草开展的屯田则直接推动了河西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屯田的移民*策刺激了河西地区的民族流动。
我们分别从水利建设和农业发展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和分析。
河西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利灌溉，随着河西屯田的扩大，水利建设也得到发展。首先就是大量新修水利设施。
雍正后期颁行的《河西屯田条例》规定：“凡开渠、筑坝、平地雇募人夫，每日每名给工价银六分、面一斤八两、米四合一勺五抄,若米面本色不便愿领折色者，照依各地方实价计算给银”。
在这一*令的推向下，新修了一大批的水利设施，河西水利也就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其专业化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且根据诸如《五凉全志》、《重修肃州新志》以及《甘州府志》等书中的记录，武威、镇番、永昌、古浪、张掖、敦煌、玉门等地都修建了许多水渠，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灌溉网络。
其次，在构建相对完整的灌溉网络的同时，制定了严格的用水制度，如在沙洲屯区，设置了专司水利事务的人员。
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存在着用水矛盾，希望从整个流域大的水网系统出发，减少水资源的浪费，挖掘可以利用的水资源。河西各河流的水源皆来自祁连山积雪，此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涵养水源的重要性。
这种用水和保护水源的意识是难能可贵的，有人指出“清代西北当局对甘州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特加注意，尤其是对南山水源涵养林的保护，就其认识价值来说，应是我国水利史上的重要一页”。
在这一过程中，河西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人口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因此首先便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