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鹏鹏
泉州位于福建南部滨海地区，正当江海交汇之所，有优良的海港，城东南的泉州港港湾交错、水道深邃，与内地水路、陆路交通都很便利。它把北边的明州、扬州，南边的广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称为我国古代沿海的四大海港。泉州的海上交通畅通无阻，无论是东洋还是西洋交通都很方便，它和海外各国联系非常广泛，东至朝鲜、日本，南通南海诸国，西达印度、巴基斯坦、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等地。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泉州是一个重要起点，与我国海外交通的发展关系极为密切。南朝时，泉州港已有大船通航南洋诸国，当年到延福寺译经的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归航就从泉州乘大船到棱伽修国（今马来西亚）转程回国。
隋唐时代，泉州地方经济日趋繁荣。“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阻梗，海上丝绸之路代兴，泉州出现“船到城添外国人”的盛况，正是泉州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镇的记实写照。宋元时代泉州港创造了海外贸易的奇迹，崛起跻身于世界最大贸易港之列。交通航线拓伸，造船航海发达，市舶机构设置，商品经济鼎盛，文化交流频繁，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泉州港起着东西方经济、文化沟通的桥梁作用。元代德济门遗址发掘，再现“一城之盛，莫过南关”的历史事实，古刺桐城如梦的神话，吸引许多世界富商巨贾和大旅行家慕名接踵而来，淘金寻宝。
明清时代，国际形势发生剧变，在郑和“七下西洋”那个年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仍有私商“贾行遍郡国”，华侨大批移居国外，转换新的形式岀现在大帆船贸易的潮声帆影中。
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为切入点，本文试就泉州与非洲的历史交往作一初探，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
我国与非洲的交往早在公元初期就已开始，《魏略·西戎传》提到乌迟散即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但关于东非却在唐朝才有确切的记载，《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传》记：“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当时“昆仑奴”之称泛指南海诸岛国乃至非洲所有黑皮肤的人。慧琳《一切经音义·昆仑语条》所提僧只即非洲桑给巴尔黑人，僧只在波斯语中是黑色的意思，所以当时昆仑奴也称僧只奴。唐时阿拉伯人与非洲有密切联系，翁朱亚王朝的疆域包括了整个北非。阿拔斯王朝和东亚的海上交往也十分频繁，阿拉伯的封建主，就役使千千万万的非洲黑人当奴隶。
唐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往来密切，我国外贸商品有丝绸、陶瓷器等手工业品，进口物货有象牙、犀角、乳香、龙涎香、玳瑁等。唐人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就有拨拔力国（今索马里）出产象牙、野牛角、龙涎香的记载。其他唐籍也有关于坦桑尼亚、肯尼亚、索马里等非洲国家的记述。可知唐朝时大量在中国的昆仑奴应该是阿拉伯商人贩运来的。
关于非洲人唐时来泉州的记载史籍无征。但当时泉州与交州、广州、扬州同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口岸，大批阿拉伯人来泉州经商、贸易、传教。唐人包何《送李使君赴泉州》诗“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道出当时泉州不仅有海外客商，还有从泉州登岸的外国使臣，充分说明多国度、多民族在泉州汇聚的盛况。至今在泉州灵山圣墓还长眠着唐初来华的两位阿拉伯先贤，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所以来泉州经商贸易的阿拉伯人把昆仑奴贩运到泉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五代时，闽国统治者常用象牙、犀角、乳香、玳瑁等海外珍宝进贡北方朝廷，这些贡品相当部分来源于阿拉伯商人取自非洲国家的贸易品。
福建在唐代是奴隶的产地，公私掠卖奴隶成风。《旧唐书.宪宗纪》载元和八年（年）九月诏：“比闻岭南五管，并福建黔中等道，多以南口饷遗，及于诸处博易。骨肉离析，良贱难分，此后严加禁止，如违，长吏必当科罚”。福建自中唐以来，土地兼并日剧，大地主和寺院都拥有大量良田和奴隶。因此，地主和寺院所需奴隶，从阿拉伯人手中转买而来，一是劳动力需要，二又不违抗官府长吏科罚。从寺院雕塑、建筑构件，须弥座常出现的侏儒、力士，多有类似昆仑奴的身姿，匠师以艺术的手法刻划出他们茹苦负重，任人差役的形象，可以想象当时非洲黑人在泉州并不鲜见。泉州有句谚语：“使唆乌*放大煩”，意思是教唆黑奴去做放炮之类危险的事”此话由来已久，应当也是源于唐代大批黑人被贩卖到泉州的时候。
二
宋元以来，泉州与非洲国家的交往已屡见于文献记载。
赵汝适南宋时在泉州任福建市舶司提举，期间“迺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于宝庆元年（年）成书《诸蕃志》，该书记录亚洲、非洲、欧洲的58个古国，其中述及非洲8个国家和地区。
在其他宋代文献《宋史·外国传》、周去非《岭外代答》、李石《续博物志》、周辉《清波别志》等书，也有关于非洲的记述，这里不再赘引。
另一部关于元代交通海盗诸国的权威著作是江西南昌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书中设计国家和地区多个。汪氏于元至顺元年（年）和至元三年（年）两次从泉州附舶远航，遍游诸番，历时8年，所过采录山川、风土、物产、居室、饮食、衣饰、贸易等，回国后成书《岛夷志略》，书中非其亲见不书，诚可信可证。
国外文献有关泉州与非洲关系的记载，首推见于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游记》和摩洛哥人《伊本·白图塔》两位世界大旅行家的游记。最早详细记载泉州至非洲航线的应是《马可波罗游记》。年初，马可波罗一行分乘14艘大船，驶离泉州港，护送元朝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合赞汗。4月抵苏门答腊，在此候风停留5个月，年9月离苏门答腊往西到锡兰岛，再西到印度东南端的马八儿，再北上到俱蓝、无离拔、须门那、克斯马科兰，年2、3月间抵波斯忽里模兹港。由克斯马科兰王国南行至男子岛和女子岛（今马尔代夫）又航向索科特拉岛（今南也门），再向南直航马达加斯加再到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再来就是阿巴斯（今埃塞俄比亚）。上述地方在非洲的东南岸，也是宋元以来泉州商舶经常穿行的海域。
马可波罗还记述：“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相当可观。但运到亚历山大港和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这就是元代泉州港与另一个世界大港埃及亚历山大港比较的经典之言。游记还记述：泉州制造瓷器“既多且美，购价甚贱”。白砂糖的制取技术引进始于元朝，泉州永春县是当时植蔗制糖的重要产地，来自巴比伦（今埃及）的制糖匠在这里传授用木灰净糖脱色的技术，使原本生产赤色蔗糖的永春成为当时制作白砂糖的最重要产地，并且由泉州向国内外迅速传播推广这种新技入
另一位记载泉州港的非洲人是14世纪40年代来中国的伊本·白图塔。在他的游记中描写泉州港为“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我目睹港内有大舶百艘，小船多得不可胜数。此地织造的锦缎和绸缎，也以刺桐命名”。他看到这种驰誉中外的刺桐缎被元朝皇帝作为馈赠印度国王的礼品。中国的商舶只在刺桐和广州建造，大船多至10帆，能载千人。泉州生产的瓷器，价格如陶器在摩洛哥一样，甚至更加便宜，这种瓷器运销印度等地，直至摩洛哥马格里布，这是瓷器种类中最好的。他还看到中国大量生产的蔗糖，质量已远远超过埃及。这就是中非科技双向交流，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非洲出土的中国瓷器和铜钱，也毋庸置疑地印证了中外史籍的记载。年桑给巴尔岛出土过中国宋代铜钱；年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也发掘出8枚宋代铜钱，稍后在同一地点又出土7枚铜钱。据《东非发现的我国文物》一文介绍：东非海岸发现数量多得惊人的华瓷和钱币，发现中国钱币最多的是东非海岸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布腊瓦，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马菲亚岛、基尔瓦群岛。年桑给巴尔岛东南卡全瓦发现窑藏钱币，共枚（一说枚），其中唐代的“开元通宝”4枚，北宋钱枚，南宋钱55枚，为北宋真宗至南宋度宗时期，其余年代不清。发现钱币的地点离中国帆船常到的翁古贾港口很近。肯尼亚发现18世纪的外国钱枚，其中枚为中国钱，且多半为宋钱。其他零星发现中国铜钱的还有：达累斯萨拉姆1枚，马菲亚岛2枚，基尔瓦20多枚（北宋到明初），肯迪发现有宋“庆元通宝”“绍定通宝”铜钱。至于泉州陶瓷在非洲的发现就更多了。
台湾成功大学陈信雄教授在《从文献看宋元的中非关系》文中写道：“笔者曾经见识泉州许多宋元窑口堆积如山的外销陶瓷的破片，目睹涌到澎湖、琉球、九州（日本）的惊人的大量外销陶瓷，也曾两游东非，看到令人不敢相信的大量中世纪的中国陶瓷。”年和年，陈教授还饱览桑给巴尔博物馆所藏当地出土的宋代瓷器和钱币，得出《诸蕃志》“为宋代中非关系提供了一言千金的文献证据”。根据考古发现统计:非洲的埃及、苏丹、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津巴布韦、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南非等17个国家和地区，余个地点发现中国古瓷，散布的地域广阔，数量惊人，瓷器种类丰富，延续的时间很长。因此，可以认为非洲是一座中国古瓷的巨大仓库。
—年，在基尔瓦、基西瓦尼岛发现有中国陶瓷，青白瓷和绿釉瓷也有发现，还有龙泉青瓷。整个东非海岸直至好望角，在荷兰船的残骸都发现一些瓷器碎片，且具有宋代特征。从上述描述分析，这些瓷器很有可能部分是德化窑系的青白瓷，晋江磁灶绿釉瓷，同安窑系青瓷。在坦桑尼亚46处遗址中都发现中国瓷片，其中不乏泉州地区产品。年以来一直在坦桑尼亚进行考古调查的英国学者莫歇·惠勒惊叹地说：“我一生中从没有见过如此多的瓷片，正如过去两个星期我在沿海和基尔瓦岛所见到的，中国瓷片可以整锹地铲起来，就中世纪而言，从10世纪以来的坦桑尼亚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
埃及首都开罗郊外的福斯塔特出土60、70万件包括伊斯兰陶器在内的陶瓷片，经整理的10件中国瓷器中，宋元时期的有福建、广东青瓷、褐釉瓷，龙泉青瓷，德化白瓷等。笔者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到过埃及，看到在开罗的埃及国家博物馆陈列着不少中国瓷器，并幸会在埃及西奈半岛进行考古发掘的日本中近东文化研究所川床睦夫教授，其岀示的发掘器物中，有不少德化宋元青白瓷器。在苏伊士运河没有开通之前，这里应当是中国瓷器的卸货场，然后转运到开罗、亚历山大以及摩洛哥等国家和地区。
肯尼亚是中世纪中国瓷器大量运销的“赤道之国”，当地人们称拉姆岛运来的中国瓷器为“中国拉姆”，发现中国古瓷的遗址有40多处，数量超过其他国家进口陶瓷的总和。在马林迪大清真寺遗址出土的件中国古瓷中，有件青瓷，7件影青瓷，8件白瓷，75件青花瓷，及其他缸胎瓷片30多件。
三上次男教授纵观非洲出土的陶瓷，并综合其时代、种类和窑场得出结局：始于9世纪的浙江越窑青瓷，11-16世纪浙江龙泉窑青瓷，福建、广东青瓷，12-16世纪江西景德镇青白瓷，以福建德化窑为主的福建、广东白瓷，14世纪以后的华南诸窑的青花瓷，五彩瓷等。
埃及开罗城郊的福斯塔特是9一12世纪北非著名的陶瓷器集散地，据12世纪后半叶旅行家伊本朱拜尔(IbnJubayr)记载：10世纪以来从印度驶往埃及的商舶均先抵达苏丹红海岸边的阿伊扎卜，舶货中以中国瓷器为大宗，所以这里绵延2公里的海岸边，到处散布着中国陶瓷碎片。另一个装卸中国瓷器的重要港口是埃及南部的库赛尔，这里也可找到大量中国青瓷，青白瓷和青花瓷片。而在东非沿海的中国陶瓷转运口岸也很多，在索马里有：沙丁岛、伯贝拉、摩加迪沙、基斯马尤、克伊阿马诸岛；在肯尼亚有：坦福德帕塔、曼达岛、拉木岛、曼布尔伊、格迪、马林迪、基利菲、马纳拉尼、蒙巴萨等。瓷器和其他商品运抵港口后，然后通过骆驼队运到尼罗河，发送到非洲的其他地方去。
丝绸和陶瓷不仅是联系中世纪东西方文明的一条友谊纽带，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可惜丝绸难以保存，所以罕见出土，陶瓷就成了历史的见证。由于中国瓷器在非洲的广泛传播，促进了当地制瓷业的迅速发展，当地不仅需要大量输入的中国瓷器，而且开始仿制中国瓷器。埃及从9世纪时就开始仿制中国瓷器，在法蒂玛王朝一位叫赛义德的工匠仿造宋瓷十分成功，而且传授了不少学徒，起初仿制青瓷，连器物的形状，图案装饰都仿照。三上次男指出“在这些埃及出产的陶器中，大约70-80%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当输入中国陶瓷时，就在同一时期中制作这种仿制品来，当输入三彩陶瓷的9—10世纪模仿三彩陶瓷而生产的多彩彩纹陶瓷和多彩线纹陶器；当输入白瓷时，便仿制了白釉陶器。而8世纪以后，就有青瓷和青白瓷，还有青花瓷的复制品。”
中国瓷器不仅丰富了非洲人民的日常生活，这些精美的瓷器，而且成了建筑物的装饰品。在肯尼亚迪格、基利菲等沿海古老的清真寺，墙壁上常见镶有中国瓷碗或瓷碟，有的镶在圆形的拱顶上，有的装饰在朝拜龛和祈祷壁龛。埃塞俄比亚冈达地区的宫殿墙壁上也装饰有中国瓷器。在东非桑给巴尔的什瓦金、马菲尔和潘加尼地区，几乎各个时期的墓葬都可见用中国瓷器装饰墓碑、台柱。这种用瓷器作为教寺和墓葬的装饰，原本是设拉子和波斯人使用的典型祭仪，后来也被东非人所接受，成为财富和身份显贵的象征。可见中国瓷器对非洲的文明起着多么深刻的影响。
宋元时期，泉州港是中外商品的集散地，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殊方别域的象牙、犀角、香料、药物、奇珍异宝，从亚洲、非洲、欧洲诸港口贩运到泉州港，再由泉州发配到全国各地。国内一些名窑的陶瓷器、丝绸纺织品、铜铁器、印刷品、茶叶、土特产等物货，又从全国各地汇聚到泉州港，施其所求地梯航飞运海外诸国，中外文献已不乏这方面的记载。再从泉州地下考古发现也足以证明这一事实。
年考古工作者在泉州市区府后山宋元文化堆积层，清理出土数千件陶瓷器。除本地窑口外，浙江龙泉窑产品数量占第一位，景德镇、吉州窑产品占第二位，其余还有河北磁州窑、陕西耀州窑、福建水吉窑等地产品。年和年发掘的两艘泉州宋代海船，船舱中也出土有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陈信雄博士在澎湖的18座岛上发掘并釆集了宋元时期的中国陶瓷多件，其中12%为浙江青瓷。据此可以判断，非洲发现的宋元陶瓷和铜钱，不少是通过泉州港转口抵港的外销商品。泉州港在中非贸易史上作出卓绝的贡献。
10世纪以来，中国与非洲非商业行为的来往也很密切。宋淳化四年（年），埃塞俄比亚阿法尔酋长国的船长李亚勿到开封进谒宋太宗，太宗赠予法锦袍，紫绫缠头，间涂金银凤瓶一对，绫绢20匹。宋大中祥符四年（年）索马里的一位船长也乘船到中国。《宋史·外国传》记载：熙宁四年（年）和元丰六年（3年），索马里的使者就两次来中国访问。
皮尔斯的《桑给巴尔》一书说，大约年，中国船队就到过东非的阿察尼亚。元世祖忽必烈也多次派遣使臣到非洲，其使臣访问埃及时，曾馈赠马木路克王朝的统治者穆罕默德·伊本·加洛匹织着忽必烈尊号的织锦。这是中国史籍第一次关于中国*府遣使访问非洲的正式记载。马可波罗还记述忽必烈还曾两次遣使到达马达加斯加岛。
据《经世大典·站赤》记载，大德五年（年）元*府派回回人麦术丁为使臣赴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购买狮子、豹等物，并发给两年的路途粮食和所需费用。同年又遣使37人赴刁吉儿采买异物，并发给三年的粮食和经费，刁吉尔就是摩洛哥的丹吉尔，即伊本·白图泰的家乡，或许斯时他已听过关于中国的信息，所以后来成行了中国之旅。在桑给巴尔发现窖藏宋钱的卡真格瓦附近贝群岛上，至今仍有生活许多代，已被当地原住民同化的中国血统的居民，说明这一带很可能是历史上中国船员和商人常到之处。由于船只等待季候风或在当地经商的缘故，这些人便侨居斯地，成为早期的非洲华侨。
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航线到达亚、非、欧的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南宋末年吴自牧所撰《梦粱录》，在叙述两浙海商时曾说：“若欲船泛外国贸易，则自泉州便可出洋。”据此可见，至少在南宋后期，泉州已经是江浙及福建交通海外的主要门户了。宋元祐二年（7年）宋朝*府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崇宁二年（年）朝廷还专门诏令泉州市舶司以*府的名义同海外国家联系，争取海外客商来泉州贸易，并在泉州设置“来远驿”，负责接待各国友好使者，并规定由泉州到都城开封的使者所经过州*，官员要隆重接待。宋元丰五年（2年）二月，勃泥“遗使贡方物，其使乞从泉州乘海舶归国”乾道三年（年），占城使者搭乘海舶“进奉”，淳熙五年（年），三佛齐国使者来“贡方物”，宋廷均“诏免赴阙，馆于泉州。”当时泉州官员已有权代表*府受理外国“进奉”物货。
特别是元朝，泉州港实际成了朝廷综合利用的门。史籍记载我国与国外的航距、航向、日程，多以泉州港作为座标。《元史·外国传·马八儿》条载：“自泉南至其国约十万里……”又“爪哇……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到占城……而后至其国。”元代曾经奉使外夷六次，熟知四夷风土人情的周致中，在其所著《异域志》书中“爪哇”条也载“古阁婆也，自泉州发船，一月可到……与中国为商，往来不绝。”
有元一代，凡全国性的遣使、来使或*事活动，也多以泉州为起始港或目的港。至元十六年（年）十二月，杨庭璧出使马八儿、俱兰，是从泉州后渚港启航的；至元十八年（年）再次奉使俱兰，船自泉州港入海，三个月到达僧迦耶山（今斯里兰卡）。当年马可波罗奉旨护运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也从泉州港扬帆。大德三年（年）泉州人奉使火鲁没思（今伊朗霍尔木兹），波斯哈赞大王特赐七宝货物呈献朝廷，归家后五年，卒死泉州，其墓碑至今尤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意大利大旅行家马黎诺里奉罗马教皇令来中国，在中国游历四年，到至正六年（年），元顺帝赐礼品以遣归，也自泉州港乘船放洋西还。从上述情况分析，元廷出使非洲，或非洲国家遣使来华，大都也是从泉州港放洋或登陆的。泉州港已成为全方位利用的开放港口，港口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户庭交贾胡，宝货通买卖”的商业港作用，而且在中外使节交往，传教士西来文化交流，旅行家出访来华，*事行动经略琉球、爪哇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充分显示“东方第一大港”的国际雄姿。
三
明清以降，国内外形势的变异使泉州海外交通状况出现新的特点。虽然外商、外侨、外国传教士来泉州日渐稀迹，但泉州与非洲的友好关系仍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发展。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谱写了世界航海史的新篇章。在江苏太仓的娄东浏家港天妃宫《通番事迹碑》和福建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记述当年郑和统领官兵数万人，巨舶百余艘，所历番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郑和航海图》就记载非洲自北而南14个港口地名。郑和船队成功远航大洋彼岸的非洲，始终与泉州有不可分开的关系。
由于泉州港积累了数千年优秀的造船航海技术，郑和首航西洋先看好福建。据《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元年（年）5月辛已，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而且“始则预行福建广浙，选取驾船民梢有经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船师。乃以针经图式付与领执，专一料理”。官校、旗*、舵工、碇手、通事、医士，铁锚、木舱、搭材等匠，水手、民梢一并人等，也多就地物色人选。泉州一带追随郑和下西洋实名留芳的就有“王景弘（闽南人）、侯显（晋江侯厝人）、吴望、陈金汉（晋江人），邓回、白本头（安溪人）、蒲和日、刘孟福（永春人）……。清人蔡永兼《西山杂志》载“永乐三年（年）成祖疑惠帝南逃，命中官郑和、王景弘，张文等选大舶百艘，率*二万七千余。王景弘，闽南人，调雇泉州船，以东石沿海名舟导引，从苏州浏家港入海，至泉州寄泊，上九日山岩祈风，至清真寺祈祷。满载陶瓷、锦绣、布帛……遍历群蛮，历乎廿七载……。”
永乐五年（年）二下西洋时，途经泉州遗使祭拜天妃，并特奏请朝廷，令福建守镇官重新其庙。永乐十三年（年）郑和部属少监张谦使渤泥，船发自浯江（泉州天后宫前晋江一段）实仗天妃神庥，归奏于朝廷鼎新之。由于郑和奉使西洋每每对天妃推崇和褒扬，并在船后筑金屋供奉圣像致祭，对天妃信仰走向世界产生巨大的原动力和效应。
永乐十五年（年）郑和五下西洋前，还到泉州灵山圣墓朝谒穆斯林先贤，祈求圣贤庇佑到西洋忽鲁漠斯等国公干往返平安，至今这方《郑和行香碑》还立于三贤、四贤墓廊西侧。灵圣果然赐予好彩头，正是这一年“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刺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禄并狮子。卜刺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古里国进糜里羔兽……。”木骨都束、卜刺哇与比刺、孙刺、竹步、麻林地均为郑和船队去过的非洲国家。年12月，中国、美国、肯尼亚联合考古队在肯尼亚曼达岛发现古代城市遗址，不同时期中国陶瓷、料珠、明永乐通宝，以及郑和时期中国血缘的人骨遗骸。
郑和舟师跨越重洋到达非洲，泉州港给予人才和物资的巨大支持，不仅东非的考古发现说明这一点，从当时的文献记载也可反证考古发现。随郑和下西洋的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竹步国》条载：“货用土珠、色缎、色绢、金银、磁器、胡椒、米谷之属。”《木骨都束》条载：“货用金银、色段、檀香、米谷磁器、色绢之属。”《卜刺哇》条载：“货用金银、段绢、米豆、磁器之属。”磁器、色绢、色缎、银器等物货均为泉州传统出口商品
15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东渐东南亚，郑和大规模的使舶贸易也已告终，私商贸易代之而兴。列强东来，使中国航海事业处于低迷状态。泉州与非洲的贸易往来，也逐渐由中介商人或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取代。年葡萄牙人踞马六甲地，5年后即来华，遂后往返频繁。佛朗机为明人对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统称，据《漳州府》载：“嘉靖二十六年（年）佛郎机番船泊浯屿，时漳、泉、月港贾人辄住贸易。”浯屿在泉州府同安县。西方殖民者再把泉州的瓷器、丝绸纺织品等土特产，转贩到他们在非洲的殖民地。
因此泉州一带多发现佛银，而泉州明清时期的瓷器在非洲也时有出土。在肯尼亚蒙巴萨区出土有德化建白瓷、青花瓷。南非发现从年至年好望角沉没的61艘船，其中打捞上不少德化、安溪瓷器。坦桑尼亚出土有德化吉祥纹青花盘、圈点纹碗、碟、花篮纹青花盘等。非洲国家发现不少德化、安溪等窑系青花牵牛花碗、盘、三彩盘、云龙火珠碗等，时代下限至清道光时期。
泉州与非洲的历史交往源远流长，至今在毛里求斯、留尼汪、南非、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利比利亚、几内亚、东道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塞舌尔、坦桑尼亚、赞比亚、斯威士兰、莱索托、马拉维等国还居住着泉州籍的侨民。他们将薪承泉州与非洲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的传统友谊，使时代的新乐章永不消逝地回荡在大洋的两岸。
注释：①汶江《古代中国与亚非地区的海上交通》第-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年版②朱维干《福建史稿》上册，第页，福建教育出版社，年版。③陈佳荣《中外交通史》第页，学津书店出版，年版。田树茂《东非发现的我国文物》载《晋阳学刊》年第6期④陈信雄《宋元海外发展史研究》，第49页，64页，台湾甲乙出版社，年版⑤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第37页，紫禁城出版社，年版⑥转引自上揭文，第17页。⑦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第页，浙江人民出版社，年版⑧三上次男《陶瓷之路》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一辑，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版⑨武斌《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第页，辽宁教育出版社，年版10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第页，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11《宋史》卷《外国传·勃泥国》。12《宋史》卷《外国传·三佛齐国》。13《元史》卷二一零《外夷列传九十七·马八儿国》条。14巩珍著，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自序》，中华书局，年版。15长乐郑和纪念馆藏《天妃灵应之记碑》16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中华书局，年版。17同注⑤18《泉州华侨志》第16页，中国社会出版社，年版
本文转自泉州历史中心文化丛书《陈鹏鹏文史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