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中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在文化和经济上，南宋的成就标志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上的新巅峰，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份成就属于少数的权贵和市民而非广大农民群体。兵戈和苦役不会影响临安城的夜夜笙歌，而繁华和富饶也难以阻挡金人与蒙古人铁蹄的南下。壮丽又腐朽，安逸而动荡，看似矛盾的特质却在这个王朝的百姓生活中微妙地融合为一体。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南宋民众生活的一窥便能让我们从一个合适的角度去观察这个王朝的兴衰缘由。
13世纪的宋朝，即使其北方省份已被金人占据，也仍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它的幅员，从四川省到长江下游平原，东西一线逾英里，而从南部海岸到北方前线，南北一线亦逾英里。故其总面积达到了70万平方英里以上，也就是说，足有当今的4个法国那么大。它的人口总数达到了0万以上。这在当时是一个庞大的数目，特别是当我们考虑了下述事实——有四分之三的地方乃是几乎杳无人迹的山区，而人们只是高密度地聚集在川西的成都盆地和长江下游平原（今江、浙两省）之后，就更会为之惊叹不已。长江的航运经由其支流，可以远抵成都周围的富饶平原地区，从而构成了中国南方的主要商业通道。东部地区的运河网络连接着大城镇，河面上的船队昼夜不停地航行。一支庞大的沿海船队维持着东南沿海贸易中心与南部沿海贸易中心（远达广州）的联系。而大型的海船则每年都在季风时节往来于中国和南洋群岛、印度、非洲东岸以及中东之间。在内陆，永久性的集市于南北陆路和长江的交汇点上发展起来了，其贸易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商业中心。在艺术、娱乐、手工业等诸多领域，这个帝国都有傲视群雄的资本。
（番骑猎归图（南宋·赵伯骕））
一.临安城的构造
1.选址
除了与受入侵威胁的边境有适当的距离间隔之外，杭州还有一个好处：它那令人流连的风光。城西的湖泊以及环湖的优美山势，使得它至今仍是中国最有魅力的胜景之一。而除了这两点之外，定都杭州似乎还有经济上的好处。在长江和东南沿海之间当时正有若干大商埠崛起（其中首要的当推福州与泉州），而就在杭州成为京都的同时，它也注定要成为蓬勃兴起的新的南部中国的大商业中心。考虑到当时的实情，杭州作为一个扩展中的城市，还是比古旧的南京更适于作为首都，后者正处于衰退之中。但事实上，人们并无热情去把杭州当成中央*府的所在地。直至12世纪中叶，高宗及其廷臣仍然对是否要永久安身于杭州犹犹豫豫。他们不舍得花钱去改善居所，说只要能遮风挡雨便足矣。而只有较北县境中的官邸，才是皇帝以及主要行*机构惯常居住的地方。临时宫殿的主要门柱之间距，其宽度不超过一二百拃。到年，才勉强决定在皇宫（以前的县衙）南门修造一条遮蔽路，以便百官在雨天中能不再于泥泞中穿行。而直到年，才又决定把宫墙扩建至东南方，但其中的建筑物仍然稀稀落落，且装修不足。两座主要的建筑物，高只有60英尺，宽则不超过80英尺。总起来说，除去皇宫，它们并不比一所大的县衙富丽和奢侈多少。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出，朝廷并未习惯于外省的生活，而长期对此持保留态度。这并不是说他们对杭州城本身有任何抵触，而是由于多年以来皇帝及其朝臣均始终怀有收复北方各省的夙愿。而杭州也从未获得过作为国都的名义。它只不过是皇帝的临时行宫（行在）而已。朝廷当时落脚于此，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这种权宜之计的后果却是巨大的：在不到年的时间内，这座中等规模和具有外省特点的城市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庶的都会。
2.人口
为了行*目的而设立的区域划分体系与杭州城的实际地理毫不相干。唯有城墙才是识别城市的标志，它把行*组织圈在其中，以防范叛乱事件。而一有战事，它也为周围乡村的农民提供保护。纵横的水网和破碎的地形使得城市空间并不宽阔，杭州在13世纪遂成为居住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一些最大的欧洲城市当时只有数万居民，而杭州的居住人口到年已逾百万之数。若和宋朝的“陪都”相比，那些城市唯不过是些小集镇罢了。在那时，城市人口大幅度地增长。但商业活动却已开展到城墙以外，而城市则主要是行*和*事机构的所在地。在13世纪的杭州，有相当数量的过剩人口居住在城外。而且，由于在长江中部流域有若干永久性的大型集市，所以商业中心就脱离开城墙圈，在距城有一段距离的河岸建立起来。杭州本身则是一个具有多种功能的城市。在—年间，户籍数为，这也就是说，如果每户4一5人的平均数字是可以接受的，则人口总数当为不足50万。在—年间，户籍数达16，人口总数则相应地应在50万以上。最后，到年，户籍数为，也就是说，人口总数是在90万左右。这些数字证明：在年前的二三十年间，人口总数在急剧膨胀。事实上，从户籍调查获知的数字必须被看作最低限度的，因为其中既未包括来访旅客，或许也未包括杭州的驻*人数。因而，在年前后，可以有把握地说，整个杭州地区的人口总数已逾百万。这个估计与当时作者们的说法完全吻合，他们中的一位说过：“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
然而，在12世纪的前半叶，当朝廷刚迁都杭州的时候，该城的规模很可能与宋朝的其他省城相去无几。当时，城内的人口肯定不足20万。-年间，北方诸省的移民潮流使得居民人数陡然猛涨。由于这些新来者中的大部分均为逃自开封及北方诸省的高官显贵，故只得在当时的环境下尽可能地安置其住宿。尽管兴建了大量新屋，但由于人口在持续和极其迅速地增长，加之城市及郊区火灾频仍，住房问题还是未能消除。“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桷，寸尺无空。”便是对当时临安城的真实写照。
3.房屋
我们已经看到，城墙外的城郊并未向外伸展太远：湖泊、河流和山岭阻挡了杭州的扩大。年左右，其人口密度大概是每英亩人。南边的小山是富人的居住区，皇宫也坐落在那里。达官显贵们居住在面积为一万坪的小山顶上。而那些在对外贸易中牟得暴利的商贾们则卜居于更南边的凤凰山。那里的避暑山庄星星点点地掩映于花木丛中。在另一方面，城墙内的低地位于宫城以北，而御街以外的贫民区的人口密度则达每英亩人之多。多层楼房便建筑于此处，使得街面狭窄而拥挤。那些经过精心规划而横穿城市的大街、具有纪念碑风格的城墙与门楼、金碧辉煌的府第和寺庙，与狭窄的巷陌和嘈杂拥塞的贫民区构成了巨大的反差。贫民区的房子，正立面均极窄小，而进深却很大。底层通常都开设店铺或手工艺作坊。不管房屋是公产还是私产，租金都是按月交付。那些属于国家的房子由一个特设的机构——楼店务管理。有一段文字这样说：“楼店务在流福桥北，有官设吏令宅务合于人员，收检民户年纳白地赁钱。”我们不了解房租的数额，但既然房屋缺乏，而朝廷又屡屡颁令宽限交租的日期，就有理由假定房租对于城内居民来说乃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其中的一位市民曾述及，租金分为大、中、小三等。如遇因雪寒、淫雨、火灾等而祈祷恩典，“官司出榜除放房地钱，大者三日至七日，中者五日至十日，小者七日至半月，如房舍未经减者，遇大礼明堂赦文条划，谓一贯为减除三百，止令公私收七百。”
4.消防
上述多层楼房，既位于仅有小巷交通网的人口稠密区，又是土木结构。显而易见，这就使得火灾频繁，必须采取消防措施。在宋朝的所有其他城市，火险都未尝如此巨大。确实，北方平原的古都中有宽阔的大街穿过，这些大街呈直角交叉，把城市划分成各个不同的街区。主干道的宽度超过英尺，小街的宽度也在英尺以上。这样，火灾便一般可以限止在特定的街区。不过，在北宋的国都开封，火灾也已经构成了一种威胁。由于人口密集，故除了从皇宫南门直通一座城门的宽大御街之外，其余街道均比唐代首都长安的街道要窄。因而，毫不奇怪的是，正是在开封人们首次发现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成立专门对付消防问题的组织机构。这种消防组织的构成是：每隔英尺设立一所警卫站，城中还设有若干水塔，常年由名*士掌管，他们装备了一切必备的消防器材（刀斧、水桶等等)。
5.交通
运河与长街缓解了这座繁华都市的交通拥挤情况。流经城内的运河，与那些源自城垣流向邻近县区的运河，具有不同的规模。最大的河道宽约18－30英尺，足容得下载重六吨多的最大货船在其上交错行驶。舟船大大小小参差不等，皆由竹篱或固定于船尾的船橹推进，在杭州城内的运河中行驶。城外南北两边的码头边满是停泊的船只，大船载着从无锡运来的稻米，小船装着木头、柴炭、砖瓦、盐袋等物。船民们一家老幼皆生活于舱内。大多数船只均备有风帆，一驶进开阔水域即扬起它。《清明上河图》表现了北宋首都开封府的街道、运河与桥梁，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有些船只装备有用褶席制成的风帆，它们就像六角形手风琴那样被叠起来，卷作一种狭长板凳的形状。毫无疑问，这类的风帆也会被在杭州找到。有些船只是专门为旅客所造的，在杭州城内，要从一处到另一处去，假舟楫而行是一条简便之路，而且，雇一条船到邻近的城镇去，也要比走旱路更轻便经济。缘此，有些富户甚至拥有私船，既可供出行观光，又可载运货物，而佛教寺庙也自备船只，以搬送菜蔬柴薪。
只要有可能，杭州城的居民都会选择水路交通。该城周围并无适于旱路交通的任何条件。湖泊、沼泽随处可见，而以夯土建成的道路又不能承重。一位杭州居民写道：“向者汴京用车乘驾运物。盖杭城皆石板街道，非泥沙比，车轮难行，所以用舟只及人力耳，”事实上，唯有在御街上方可见到车舆，而且它们还都是专门用来载客的轻型车辆。在街巷上，搬送货物的唯一方法就是由挑夫去担，或者如果太重了的话，则改由驴子或骡子来驮。
6.供应
由于有了河流、湖泊、通往城里的石路以及穿城而过并与邻近大城镇相通的运河，杭州的各色日用品是容易供应的。一句当地的俗话列举出了种种日用品，把它们与四个方位联系起来了：“东菜、西水、南柴、北米。”确乎如此：柴薪和木材是用船只从浙江下游载来，在东郊有许多菜园，也有菜蔬市场；稻米是从杭州以北长江以南的平原地区沿运河送来，最后，城内居民的唯一饮水来源便是西湖。在城市西北角的城墙内有一些贮水池，称为“六井”，其井水注人西湖。经过公元8世纪杭州地方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