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仁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分餐制是中国本土文化，其源头可上溯至史前
中国古代饮食方式的改变，是源于桌椅形制的革新
围坐一桌、现代意义上的会食，宋朝才流行
在新冠肺炎病*肆虐的当下，一个让人们纠结的饮食方式问题重又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是继续大团圆式的会食，还是实行西式的分餐？
中国人的传统聚会，不论是在家中或是在餐馆，如果是享用中餐，一般都是采用围桌会食的方式，隆重热烈的气氛会深深感染每一个与宴者。这种亲密接触的会食方式，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甚至一些金发碧眼者也偶尔以会食为一乐事。
唐代韦氏家族墓中的壁画《野宴图》（局部）
（一）分餐制是本土文化，史前就在用
这种在一个盘子里共餐的会食方式，虽然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它确实算不上优良。其实，会食传统产生的历史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古老，存在的时间也就是年多一点。反倒是优良的分餐制比它更古老，我们可以寻到不少证据证明：分餐制在古代中国曾实行了至少千年。
古代中国人分餐进食，一般都是席地而坐，面前摆着一张低矮的小食案，案上放着轻巧的食具，重而大的器具直接放在席子外的地上。后来说的“筵席”，正是这古老分餐制的一个写照。《后汉书·逸民传》记隐士梁鸿受业于太学，还乡娶妻孟光，夫妻二人后来转徙吴郡（今苏州），为人帮工。梁鸿每当打工回来，孟光为他准备好食物，并将食案举至额前，捧到丈夫面前，以示敬重。孟光的举案齐眉，成了夫妻相敬如宾的千古佳传。又据《汉书·外戚传》说：“许后朝皇太后，亲奉案上食。”因为食案不大不重，一般只限一人使用，所以妇人也能轻而易举。
我们更可以由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和绘画资料，看到古代分餐制的真实场景。在汉墓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经常可以看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饮场面，却看不到许多人围坐在一起狼吞虎咽的场景。低矮的食案是适应席地而坐的习惯而设计的，从战国到汉代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实物，以木质的为多，常常饰有漂亮的漆绘图案。汉代呈送食物使用一种案盘，或圆或方，有实物出土，也有画像石描绘出的图像。
南唐顾闳中绘《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以小食案进食的方式，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便已发明。考古已经发掘到公元前年时的木案实物。
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一些用于饮食的木案。木案平面多为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长约1米，宽约30厘米；案下三面有木条做成的支架，高仅15厘米左右；木案通涂红彩，有的还用白色绘出边框图案。木案出土时都放置在死者棺前，案上还放有酒具多种，有杯、觚和用于温酒的斝（音“甲”——编者注）。稍小一些的墓，棺前放的不是木案，而是一块长50厘米的厚木板，板上照例也摆上酒器。陶寺还发现了与木案形状相近的木俎，略小于木案，俎上放有石刀、猪排或猪蹄、猪肘，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套厨房用具实物。木俎最高不过25厘米，可以想见当时长于烹调的主妇们，操作时一定也坐在地上。汉代厨人仍是以这个方式作业，出土的许多庖厨陶俑全是蹲坐地上，面前摆着低矮的俎案，俎上堆满了生鲜食料。
陶寺遗址的发现十分重要，它不仅将食案的历史提到了年以前，而且也指示了分餐制在古代中国出现的源头。古代分餐制的发展与这种小食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小食案是礼制化的分餐制的产物。当然最初的分餐制，与后来等级制森严的文明社会的分餐制有本质区别，但在渊源上考察，恐怕也很难将它们说成是毫不相关的两码事。随着饮食礼仪的逐渐形成，正式的进餐场合不仅有了非常考究的餐具，而且有了摆放餐具的食案，于是一人一案的分餐形式出现了。
湖南长沙出土的汉代漆食案
（二）从分餐到会食，源自桌椅形制的革新
分餐制的历史无疑可上溯到史前时代，它经过了不少于年的发展过程。会食制的诞生大体是在唐代，而这种饮食方式的改变，是源于桌椅形制的改变——周秦汉晋时代，筵宴上实行分餐制，用小食案进食是个重要原因；而高桌大椅的出现，成为分食制向会食制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
西晋王朝灭亡以后，生活在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陆续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他们的*权，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频繁的战乱，还有居于国家统治地位民族的变更，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礼仪制度，受到了一次次强烈的冲击。正是这种大的历史变革，导致了家具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席地而坐的姿势也随之有了改变，常见的跪姿坐式受到更轻松的垂足坐姿的冲击，这就促进了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公元5～6世纪，束腰圆凳、方凳、胡床、椅子等新出现的高足坐具，逐渐取代了铺在地上的席子，“席不正不坐”的传统要求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在敦煌窟的西魏时代壁画上，我们看到了年代最早的靠背椅子。有意思的是，椅子上的仙人还用着惯常的蹲跪姿势，双足并没有垂到地面上，显然当时的高足坐具使用不久或不普遍。在同时代的其他壁画上，又可看到坐胡床（马扎子）的人将双足坦然地垂放到了地上。洛阳龙门浮雕所见坐圆凳的佛像，也有一条腿垂到了地上。
及至唐代，各种各样的高足坐具已相当流行，垂足而坐已成为标准姿势。年在西安发掘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之兄高元珪墓，发现墓室壁画中的墓主人像。他端坐椅子上，双足并排放在地上，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已有标准垂足坐姿的证据。可以肯定地说，在唐代时，至少在唐代中晚期，古代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改变。
用高椅大桌进餐，在唐代已不是稀罕事，不少绘画作品都提供了可靠的研究线索。如传世的《备宴图》，描绘了宫中大宴准备情形：在巍峨殿宇的侧庭，摆着大方食桌和条凳，桌上摆满了餐具和食品。再看敦煌窟唐代宴饮壁画，画中绘一凉亭，亭内摆着一个长方食桌，两侧有高足条凳，凳上面对面地坐着9位规规矩矩的男女。食桌上摆满大盆小盏，每人面前各有一副匙箸配套的餐具。这已是众人围坐一起的会食了，这样的画面在敦煌还发现了一些，构图区别不大。
还有西安附近发掘的一座唐代韦氏家族墓中，墓室东壁见到一幅《野宴图》壁画。画面正中是摆放食物的大案，案的三面围放着大条凳，各坐3个男子。男子们似乎还不太习惯把双腿垂放下地，依然还有人采用盘腿的姿势坐着。还值得一提的是传世绘画《宫乐图》，图中十多个作乐的宫女，也是围坐在一张大案前，一面和乐，一面宴饮。有一宫女手执长柄勺，正将大盆内的饮料分斟给她的同伴们，有的宫女正端碗进饮。所不同的是，她们坐的不是多人合用的大条凳，而是一种很精致的单人椅。
大约从唐代后期开始，高椅大桌的会食已十分普通，无论在宫内或是民间，都是如此。家具的革新直接影响了饮食方式的变化。分餐向会食的转变，没有这场家具变革是不可能完成的。据家具史专家们的研究，古代中国家具发展到唐末五代之际，在品种和类型上已基本齐全，这当然主要指的是高足家具，其中桌和椅是最重要的两个品类。家具的稳定发展，也保证了饮食方式的恒定性。
（三）诞生于唐朝的会食，至宋代才真正流行
其实古代的分餐制转变为会食制，并不是一下子就转变成了现代的这个样子，还有一段过渡时期。这过渡时期的饮食方式，又有一些鲜明的时代特点。
在晚唐五代之际，表面上场面热烈的会食方式已成潮流，但那只是一种有会食气氛的分餐制。人们虽然围坐在一起了，但食物还是一人一份，还没有出现后来那样的津液交流的事实。这种以会食为名、分餐为实的饮食方式，是古代分餐制向会食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必然发展阶段。
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传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就透露出了有关的信息。这幅长卷中，绘有韩熙载及几个贵族子弟，分坐床上和靠背大椅上，欣赏着一位琵琶女的演奏。他们面前摆着几张小桌子，在每人面前都放有完全相同的一份食物，是用8个盘盏盛着的果品和佳肴。碗边还放着包括餐匙和筷子在内的一套进食具，互不混杂。这里表现的不是围绕大桌面的会食场景，还是古老的分餐制，似乎是贵族们怀古心绪的一种显露。其实这也说明了分餐制的传统制约力还是很强的，在会食出现后它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到宋代以后，真正的会食——即具有现代意义的会食才出现在餐厅里和饭馆里。在传世宋代绘画《清明上河图》中，汴京的餐馆里摆放的都是大桌高椅；宋代墓葬的一些壁画上，也有不少夫妇同桌共饮的场景。
宋代的会食，由白席人的创设可以看得非常明白。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说，北方民间有红白喜事会食时，有专人掌筵席礼仪，谓之“白席”。白席人还有一样职司，即是在喜庆宾客的场合中，提醒客人送多少礼可以吃多少道菜。其实，在陆游之前，《东京梦华录》就提到了这种特殊的职业，下请书、安排座次、劝酒劝菜，谓之“白席人”。白席人正是会食制的产物，他的主要职责是统一食客行动、掌握宴饮速度、维持宴会秩序。现代虽然罕见白席人，但每张桌面上总有东道主一人，他的职掌基本上代替了白席人，他要引导食客一起举筷子，一起将筷子伸向同一个盘子。
分餐制是历史的产物，会食制是历史的产物，那种实质为分餐的会食制也是历史的产物。我们今天想要改革的进食方式，有人主张实行“公筷”，这种名合实分的方式比较简便易行。我认为，可以按照唐代的模式，即“大桌分食”。这种分餐制借了会食制固有的条件，既有热烈的气氛，又讲究饮食卫生，而且弘扬了优秀的饮食文化传统。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报》（年04月18日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