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中国,乃系古今中外对我国的通称。它是我国数千年文明发展的特有产物,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高度体现。
一、中国的文献记载
中国古代的各个民族,随着祖国历史的向前发展居中,四方称东、南、西、北的地理分划,对四周各族称“方”的概念,文献中的“*方”东夷,甲骨文中的羌方、人（夷）方等等即是。然而,通查迄今所见商代甲骨卜辞,不见有“中国”一词。
继商而起的西周,又把其势力扩大到长江中游,并实行以姬姓为主,众建诸侯的分封制度,周天子是众多诸侯的共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的记述,表明西周时代中国已出现了松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雏形。
同时,周人的疆域观念与商人不同,不仅将众多诸侯国的地域视为自己的疆土,还把商人称之为“方”的地区视为周的疆域。
如周景王时的詹伯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詹伯的话不尽符合历史实际,结合上引《诗·北山》的诗句,表明以周朝西都镐京(今陕西省长安县斗门镇附近)和东都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东)王畿为中心的大一统思想的出现“中国”一名便由此而产生。
考古资料表明:“中国”一词源起于西周初年。年,陕西省宝鸡市贾村出土一件定名曰“何尊”的青铜礼器,其铭云: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成,王诰宗小子京室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日,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鹤(治)民。
金文学家唐兰先生说:铭文首句是说周成王姬诵迁居成周(即洛邑),下文是追述周武王姬发克商后,在庙廷祭告于天时云,我将居此“中国”,以治民*。(《何尊铭文解释》载《文物》年第1期）依唐先生的考释,此器乃周成王时所铸;铭文中的“中或(古‘国’字)”出于武王之口。这表明“中国”一词至迟在周初业已出现,或许更早。
揆诸先秦文献,《尚书·梓材》有云:皇天既付中国民,雩(越)厥疆土于先王。
《梓材》所记,是周公对康叔的诰词,亦系周成王时所作。其中“先王”当指周武王。诰词在追述“皇天”上帝付予民人和疆土于周武王时,言及“中国”。
以《梓材》文与“何尊”铭两相验证,“中国”一词出于西周初年是毫无问题的。另一位甲骨文金文学家于省吾先生亦作了相同的考证和结论。(见《释中国》,载年中华书局70周年纪念《中华学术论集》)“中国”一词自周初出现之后,被人们普遍应用。有人作过统计,在《诗》,《尚书》,《左传》等先秦典籍中,“中国”一词凡见。
二、中国的几种重要含义
不过,就先秦“中国”一词的含义考察,并非今日人们所说的国家概念,而是意义多样;“中国”一词的本身在某些方面的内涵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
这里,就“中国”一词的主要含义作些简短的说明:
1、“中国”为地域概念、族称和“华夏”之邦的含义。
前已提及,中国是多民族的共同体。它的主体部分,古代称为“夏”或“华”,其他周边的民族称为“夷”或“裔”。《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裔”与“夏”,“夷”与“华”对言,表明“夏”或“华”是与“裔”或“夷”相对的族称,亦是“夏或“华”人的自称。
《说文·攵部》云：夏,中国之人也。“夏”为“中国之人”的释说,不独指夏代的“夏人”，而是包括我国中原地区所有的“中国之人”。
“夏”字,甲骨文作有头、有手、有足的人形,这是“中国之人”的象形。而“中国之人”周边民族,如“羌人”的“羌”字,甲骨文作头上有羊角,躯体作人形的象形,与“中国之人”的“夏”字相比,显然有种族观念上的区别。因此“夏”虽属中国,但“中国”不等于“夏”,卜辞时代的“中国之人”首先应该是商人,当然也包括为商所灭的夏王朝时的“夏人”。
又,就文献记载来看,“夏”字作族称,国号始见于西周。《尚书·多士》: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
这其中的“夏”,指的无疑是夏朝,亦系国名。又《尚书·立*》:乃仟我有夏式商受命。《尚书·康诰》:用肇造我区夏。“有夏”即“区夏”,是周人自称为夏人后裔。勿论历史的真实性如何,这是周人的记述,对此怀疑甚至否定则是多余的。
实际上,西周在“众建诸侯”时,除分封姬姓诸侯外,还以申、吕、齐、许等姜姓舅氏为诸侯,和*帝、尧、舜、夏、商之后为诸侯。周天子为众诸侯的“共主”,所分封的诸侯同称为“夏”。
《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记云：乃命微子开（启）代殷后,奉其先祀。《尚书·微子之命》: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这是将原商的朝歌为中心的地区称“东夏”。这样,夏、商、周三个古老民族,包括入居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形成为同一民族共同体的雏型,称为“夏”。
《说文》夏,中国之人也”,当为这一“夏”民族的称谓。“夏”和“华”又合称“华夏”。《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孔颖达疏:“华夏谓中国也。这是“中国”即“华夏”的最早记述。又“华夏”亦曰“诸夏”或“诸华”。
《论语·八佾》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何晏《集解》“包日:‘诸夏,中国。”邢昺疏:“此及《闵元年左氏传》皆言‘诸夏’,”《史记·匈奴列传》“而南与中国为敌国。”《汉书·匈奴传》则记云“南与诸夏为敌国。中国与“诸夏”同义。《左传》襄公四年：诸华必叛。杜预注“诸华,中国。”中国与“诸华”可互举。
那么,“华”或“夏”,或“华夏”“诸夏”“诸华”何以释为“中国”“中国之人”呢?清人段玉裁在《说文》“夏,中国之人也”句下作注云:以别于北方狄,东北貉,南方蛮闽,西方芜,西南焦侥,东方夷也。
王筠《说文句读》亦谓：言中国者,于夷曰东,于羌曰西,于蛮及焦曰南,于闵曰东南,于貉曰北,皆据中国以指斥之。
“中国”或“中国之人”,是地处“中原”,即*河中下游地区的居民；“四夷”(《左传》文公八年称为“四裔”)指的是处于“中原”东、西、南、北“四方”的居民。夏或华,诸夏或华夏人居中,故称“中国”或“中国之人”。说明“中国”是与“四夷”或“四方”相对的地域概念。“华夏”或“诸夏”既是“中国之人”的族称,又是“诸夏”之邦。
《礼·中庸》;是以名声洋溢于中国,施及蛮貊。《孟子·梁惠王上》;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这是“中国”为“华夏”之邦的典型记述。“中国”为“华夏”诸国,直到春秋时期仍然保留着与四方蛮夷,包括蛮夷所建国家的严格区别。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楚武王熊通之先人熊渠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夷瞿(狄)遇之。
春秋时楚地处南方,秦偏居西方,都称地处“中原”的周、晋、鲁、齐、宋等国为“中国”“中国”为“华夏”或“诸夏”之邦的含义是明显的。总之,春秋以前“中国”一词出自“华夏”人的自称,以与“四方”之蛮夷对称;其主要含义与“华夏”相同,既是地域名,也具有族称的含义和“诸夏”之邦合称。
不过,就史实而言,春秋时期,周王室式微,“礼崩乐坏”,形成齐、宋、晋等“华夏”国,楚、秦和后来的吴、越等“蛮夷”诸侯相继争霸,各族交侵错处的局面。民族矛盾和夏夷限域的观念,随着霸权的转移和势力的消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民族融合的第一个高潮。及至战国,秦、楚、燕,与齐、韩、赵、魏并称“七雄”,都以兼并吞灭对方为目的,从而促成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大一统观念的形成。
秦灭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制,于是自陇山以西,东至于海,东北至辽东,南至珠江流域,以及巴,蜀、黔中等原包括秦国在内的蛮夷、华夏地区一统于秦朝的版图之内,一概称为“中国”。而秦统一六国之后的“四夷”,则是指郡县以外的边疆民族。秦以后,随着祖国历史的发展,凡所属均称为“中国”。
2、指“中土”和京都。
先秦“中国”一词,其最初含义,盖指“中土”(即“中原”)和京都（首都）。《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背周公营雒(同“洛”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
“土中”即“中土”,“中上”与“四方”相对而称,表明以洛邑为中心的地区地处“中原”。而以洛邑为中心的地区,原为夏代的中心区域,因此,西周时的“中土”,理当包括西都丰镐、东都洛邑等王畿为中心的*河下游地区。洛邑又“在于土中”,“故立京师”。
又,《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
“中国”与“四方”,“京师”与“四国”对举,说明“中国”与“京师”的含义相同。郑玄《笺》“中国,京师也。”《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亦云:“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两书都引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说的都是将天子或帝王所处之京城称为“中国”。
3、先秦“中国”一词有文化概念的含义。
“中国”以居“中土”与“四方”蛮夷相对称而得名。这里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地域方面的限区,重要的是种族语言、习俗、礼仪和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前举楚武王之先祖所云“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溢”的说法,便是上举差异方面的说明。
《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戎子驹支云: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赞币不通,语言不达。
说清了蛮夷与华夏文化方面的区别。
然而,春秋时期种族的区别不完全按上述标准,而是以其是否合于“礼”为首要条件或标准的。由于“礼”这种文化礼仪方面标准被视为首要标准,“华”夷”在一定的情景下可相易为称。大凡僭越或违背“礼”者被视为“蛮夷”;合于“礼”者可视为“华”或“夏”。前言楚武王自称“蛮夷”。焚庄王时称霸中原,曾问鼎周室,理所当然是“蛮夷”的“非礼”行动。后晋楚邲之战,楚胜晋败,孔子在《春秋》中以楚为“礼”而贬晋。
据传吴为太伯后裔,后称王,又如越人断发文身,故称为“夷狄”;萘、陈、许虽是“中国”,因其“非礼”,被视为“新夷狄”。“礼”是夷夏之别的首要标准。“中国”一词又是夷夏之别的文化的名谓。
4、“中国”有“国中”或“国内”之意。
《诗·大雅·荡》云：文王日咨,咨汝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
这里的“中国”即为“国中”或“国内”之意,是说商统辖下的地区为“中国”。前举“何尊”周武王所说“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鹤(治)民”之语,于省吾先生释为“余将居此中国,自此治理民*”似不确。在先秦,王者之宅就是国都所在地。周武王之语,当可释为“我要在此城建都,从这里治理国中之民”“国中”,即西周统治下的全部地区。
5、“中国”有中等国力的意思。
《管子·霸言》云：以负海攻负海,中国之形也。
所谓“中国之形”,说的便是中等国力的意思。
总的看来,“中国”一名在先秦典籍中有着不同的含义,但其主要的意义是指“中土”,即*河中下游地区,以及在此形成的“华”、“夏”,或“华夏”,或“诸夏”之族和由其族所建立的邦国。
“中国”一名的由来,应与商之称“中商”,周之称“中土”密切关联,它是与“四方”蛮夷相对称的概念“中国”一词最初的含义当为“中土”,即中央地域的概念,指的是*河中下游和江淮地区的中原一带。这主要是“华夏人”,即“中国之人”居住的地区,故他们自称“中国”和“中国之人”,以表明他们为同一族类,同一文化,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从而显示出“华夏人”,即“中国之人”地理上和文化上的自豪感。
秦并六国,尤其是汉代之后,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中国”一名,就成了所有“中国之人”的“中国”。“中国”,为“华夏”族人自命,故又称“中华”。将“中国”、华夏”两词的首字结合而为“中华”始于魏晋时期。“中华”作为地域概念,与“中国”相同。
《晋书》卷六十一《刘乔传》载刘弘上惠帝的表文: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
“中华”对“边陲”,是“中华指内地郡县面言。
又,裴松之在《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徐庶元直与亮友善”句下评论诸葛亮云：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沉翳哉!
意即诸葛亮不在曹操的谋士之下。这里的“中华”,指的便是“中国”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的“当奖率三*,北定中原”的“中原”地区。《魏书》卷一百零八《礼志》: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地属中华,德祚微浅。这是“中华”即“中国”的明例。
尔后,祖国疆土日广,凡所属皆曰“中华”。《唐律疏议》卷三《名例》净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中华。非同夷狄之俗,被发左衽,雕体文身之俗也。
“中华”和“夷狄”对提,指的当为唐的郡县地区,以为“中国”为礼仪之邦,具有中原传统文化的“中国”人。实际上讲的却是唐王朝统辖下的郡县地区为“中华”,即“中华者,中国也”。
此后,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华”一词逐渐成为各族人民共同族称,并成为我国的国名,与“中国”的称号无别。“华夏”为“华”“夏”二字的合称,“华”“夏”可互举,“中华”亦可称“中夏”。
中国是一个以历史悠久、文化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对自己的伟大祖国赋予了诸如“天下”,“四海”“海内”“海宇”“九州”“中州”和“赤县神州”,或“赤县”“神州”等等美丽动听的别称和雅号。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