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中华文明，赓续历史文脉。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本文转载北京大学副教授秦岭《藏礼于器——早期中国的手工业经济与中华文明起源》，讲座以我国史前陶器、玉器和青铜冶炼为例，揭示史前手工业与中华文明起源的相互关系。
古代手工业代表着人类社会技术成就水平，但又非是独立于社会与文化发展之外的一个存在，像是陶器、玉器、青铜器的生产，涉及原料开采、生产技术、生产规模、组织管理等多个社会方面，产品使用与流通与古代人类的认知、观念、信仰密不可分，因此手工业经济可定义为将物质资源、知识技术、劳动实践、政治文化等交互转化的人类实践活动。正因如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以来就将手工业经济技术与文明演进关系列为重要研究课题。
手工业经济不仅是全面复原古代社会的基本内容，也是理解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基础，史前经济技术的发展演变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文明社会的演进历程。以陶器、玉器、青铜器等手工业经济技术为例，它们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进程中各自发挥着不同作用。
一、陶器与中华文明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迈向定居生活的一个关键。作为人类创造的第一种人工材料，它的出现是古代人类社会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作为容器可以储存大量动植物资源，作为炊煮器具能够扩大人类可食用资源范围。此外陶器发明客观上降低了人群流动性，比如陶器生产原料获取限制了居住地选择，携带陶器不便于人群四处流动，进而促使人类转向定居生活。
我国的早期陶器出现于距今2万—1万年间。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有我国最早的陶器，测年数据距今2万年，器型为整体近似“U”形的圜底罐。早期陶器也见于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测年显示距今1.8万—1.7万年。此外，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大岩遗址，广东英德青塘遗址等南方洞穴遗址同样发现有早期阶段陶器。北方地区早期陶器见于北京东胡林遗址、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河南新郑李家沟遗址，及近年来新发现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等，近年新发现的测年均可早至距今1.4万—1.万年左右。南方早期陶器以圜底釜形器为主，北方则为平底罐形器，居住形态也各有不同。
陶器产生之初，制法简单，多为泥条盘筑或贴塑而成。距今年以来，新的制陶技术——快轮制法逐渐在长江中下游和海岱地区普及开来，同时期黄河中游和西北地区仍以泥条盘筑为主。率先发生制陶技术变革的区域，与当地社会发展水平密不可分，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农业发展水平较高，人口增长较快，因而可以有较多剩余劳动力脱离农业转为手工业生产，为社会分工奠定基础。
由社会分工带来的陶器专门化生产，既能提高制陶效率，又可提升产品标准度和质量，一些精美陶器随之出现并逐渐脱离日常使用属性转而成为身份标志物，在不同仪式活动中表达社会地位和社会秩序。比如山东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滕州岗上遗址，考古发现的一座4人合葬的高等级墓葬（编号M1），显现出较大规模的墓圹（长约.米，宽约.2米）和丰富的随葬品，其中包括成套高柄杯、高柄豆、陶觚等00余件陶器。如此数量陶器显然超出日常生活所需，暗示着社会贫富分化，特别是成套的陶器组合出现，似乎在表达一种礼仪。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核心聚落，高等级墓葬同样以陶器彰显礼仪，其中一座墓葬（肖家屋脊M7）葬具之中专门放置陶器，头部有壶形器，脚部放置二三十件红陶杯，二层台有近件高领罐。红陶杯可以作为宴饮器具，同时随葬较多数量此类器物，可能是某种仪式活动在墓葬中的表达，同时数量众多的同类高领罐集中随葬，暗示墓主人不凡的社会地位。
岗上遗址南区墓地M1陶器组合
简单总结，陶器发明之初，器型单一，主要是满足半定居人类加热食物的基本需求；随着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器物种类变得多样丰富，体现出中国不同地区多样的农作物结构和饮食方式；随着社会分工出现和社会复杂化加速，不同阶层在不同场合开始使用不同质量和种类的陶器，出现数量、大小不一的陶器组合，或是用以祭祀，或是表现身份和礼制，陶礼器成为社群仪式活动并且维系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二、玉器与中华文明
玉器同样是理解中华文明产生的重要基础，距今—年间，我国先民逐步完成对玉器的材质选择。北方地区，从饶河小南山遗址到兴隆洼文化以及红山文化，玉器材质一直是以透闪石类的软玉为主。南方地区，较早用玉的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等，玉器材质则多为玉髓类石英材质，距今年左右的凌家滩文化开始，这一地区才较为普遍采用透闪石类制玉。
小南山遗址第二墓地出土玉器现场
距今五六千年左右，中国形成包括柔性线切割、片切割、管钻等独有的制玉技术体系，同时玉器手工业从石器手工业脱离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和工匠集团，中国早期文明通过对玉器等珍贵资源和制作技术的控制实现社会权力集中。玉器易于携带且材质坚硬不易损坏，成为联系、延续、继承区域文化的纽带，进而塑造中国文明具有的突出延续性。
良渚琢玉基本流程图
（图源“浙江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