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普通民众对饮食一直非常重视。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朋友聚会还是平常吃饭，我们基本上都是三五成群，围桌共饮，享受其乐融融的氛围。但是在唐宋之前，人们吃饭都是一人一案，每人三五个小菜，互相之间推杯换盏，彬彬有礼。从唐宋之前的分餐到现在的合食，国人的饮食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迁，那么我们的饮食方式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
分餐制曾经在我国的饮食文化中是绝对的主流
先秦时期，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礼乐文化，用餐方式也深受其影响。分餐的就餐方式就是在适应日常生活规范的背景下出现的。
先秦时期，人们把“礼”看得十分重要，礼仪制度规范而严格，而食礼又是所有礼仪的基础，《礼记》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有关饮食的礼仪制度自中国进入阶级社会就产生了，至迟在西周时期已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制度。西周实行严格的分封制度和宗法制度，等级制度十分明确，而饮食礼仪更是规定得事无巨细。
鼎，最初只是用来煮肉的锅；簋也不过是用来盛放食物的盆，但在礼制森严的西周，它却成了人们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也就是说用鼎数量的多少来划分地位的不同，地位越高，使用的数量也就越多，享受的肉食品也就愈丰富。
秦汉时期，虽然经过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但传统礼仪道德的影响仍然存在，人们依然尊崇一人一案，正襟危坐的就餐方式。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初建，更需要在礼仪方面加强控制，所以饮食礼制的约束依然十分严格。
这一时期的就餐方式依然遵循商周时期的传统即盘腿坐于席，一人一案，这种就餐方式在许多汉代壁画里可以得到印证。在河南密县《宴饮百戏图》的壁画中，图中人物席地坐于场地的两侧，宴饮观戏，每一位宾客面前都盛放有相同的圆形器皿，这便是古人分餐而食的盛大场面。
东汉时期品评人物风气的盛行，使人们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规范，儒家所崇尚的宽大的儒服、方正的步子、端正的坐姿等，都成为人们的行为标准。这种行为标准反映在饮食文化领域，依然约束着人们的饮食习惯，这一时期的饮食文化中约束依然多于随意。
从分餐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能洞悉出一定的历史人文特点
分餐制的发展史不仅仅是人们饮食文化的历史，同时还包含着一些人文历史的特点，从侧面折射出了日常饮食中的文化气息。
一、分餐制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
原始社会初期，人们主要靠狩猎和采集野果为生，群体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生产无剩余。这种消费是原始的平均消费，即先把得来的食物平均分成若干小份，再分配给每个人分而食之，这就是早期的分餐制的形式。
到了新石器时代，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剩余食物，产生了私有制，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开始形成。群体用餐被家庭用餐代替。这时的大部分家庭已出现剩余食物，不需再平均分配每个成员都能吃饱。所以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在家庭中用餐不再分餐。但在一些食物严重短缺的家庭中，为了避免争夺食物仍采取分而食之的形式。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分餐制是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社会财物多寡而变化的。当一个集体或家庭食物严重短缺时，大家都实行分餐，做到公平。反之，当集体食物有足够剩余时，集体或家庭用餐时不再分而食之。
二、古代分餐制是等级制在饮食文化中的体现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贵族手中。在贵族阶层等级制森严，此时的饮食文化中也蕴涵着深刻的封建等级观念。他们在用餐过程中用不同的坐向、不同的餐具、不同的食物来反映用餐者不同的身份和地位。这就决定了分餐制的存在。
隋唐以后，餐饮文化中等级制的烙印慢慢淡化，交流感情、热闹团圆的氛围不断加强。各种家宴以及朋友聚会，一般都是为实现某种目的而聚餐，如：吟诗作赋、庆贺、道喜等，大家注重吃出情趣、吃出感情，这种情、礼交融的文化，需要色、香、味、形俱佳的菜肴助兴。分餐弱化了这种特色，而大家围坐一桌共同分享菜肴的合食制恰好能满足用餐者的这种需求，合食制得到发展。
从整体而言，中国古代贵族式的分餐制，多存在于中国的上层社会，因为那是一个权利分配、要求昭显等级的场所，是统治者显示其威仪、高贵的需要。而在中国的民间，分餐制并没有大量的出现。
魏晋至隋唐时期，国人用餐方式从分餐向合食转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文人蔑视礼教，传统的道德规范受到冲击；周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建立政权与汉人杂居，胡汉之间相互影晌从而使得汉族人的生活习惯发生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样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胡汉之间的互相融合使得国人的用餐方式从分餐向合食转变。
一、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儒家提倡的封建礼制遭到破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前后经历了三国鼎立，西晋东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对峙的混乱局面。这种动荡和分裂使秦始皇以来所建立的封建大一统局面遭到破坏，社会生活诸方面逐渐打破了秦汉以来的惯有格局，出现了许多求变契机。
朝不保夕的生活使士人普遍感到世事无常，人生短促，常饮酒清谈，笃信老庄，因此儒学式微，玄学兴起。传统儒家礼仪规范受到挑战，礼制和尊卑在这些名士眼里失去了往日的尊崇。在宴饮活动中，大家极尽奢侈之能事。
“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山岳，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
这种奢靡的社会背景下，人们追求饕餮常居乐土，进餐时竭尽全力满足口腹之欲，饮食中的礼制禁忌逐渐失去功效。分餐制赖以存在的社会伦理基础出现松动，随之出现向合餐制转化的契机。
二、少数民族迁入内地，胡汉杂居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纷扰，政权更迭周边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杂居共处更使民族融合加速。胡服、胡食、胡床样式新颖而又实用，很快为汉人所接受。
所谓“胡服”，指西域地区诸少数民族以及印度、波斯诸国的服装式样而言。穿胡服最大的好处是便于行动，胡服进入普通人生活后，为数人合食饮宴创造了便利。胡服衣袖瘦窄使人在进餐时，不至于碰翻食盘，沾染油污，影响旁人；胡服紧身及膝使数人围坐合食时，不至于每人占地过大而无法落座。因此，胡服的出现为分餐制向合餐制的转化创造了便利条件。
胡床是古时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与马扎功能类似，是游牧民族传入之物，所以称为“胡床”。胡床传入以前，古人习惯于“席地而坐，凭俎案而食”，即跽坐在筵、席上，面前摆上食案、食盘。胡床的出现，使人能够垂足而坐，坐姿更舒服，视野更开阔。
河南东魏石刻《胡床》中人物翘腿坐在胡床上，面前放着俎案。有趣的是胡床比俎案高许多，人坐在胡床上进食，很不方便。这种不协调最终促使大案高桌的出现。
高桌大椅的出现，一方面使人们能更加舒适地进餐，并使众人合食有足够的空间。另一方面在高桌大椅普遍使用的情况下，如果再沿袭原来的分餐制，每人都有一套高大桌椅，人少尚可，人多就会占用空间过多。因此，实行合食制是当时一种必然的选择。
三、魏晋至隋唐餐饮文化中等级制的烙印慢慢淡化
魏晋南北朝时，人们身逢乱世，觉世事无常，朝不保夕，所以“唯事饮啖，一日三羊，三日一犊”，能得乐时且得乐。人们经常相聚一起，热衷于宴饮活动。随着佛教的盛行，信徒茹斋成风。在此基础上，京津地区和江南孕育出早期的素宴。此外，西域少数民族胡食的传入，使得中原地区宴饮日益丰富多彩。
到隋唐时期，社会繁荣稳定，开明包容。唐朝与西域及外邦的交往，提高了城市的流动性。人们之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宴饮无疑是重要的交流方式。当时唐朝各种名目的宴饮种类繁多，高官得中要摆“烧尾宴”，新科中举要摆曲江宴、樱桃宴，仕女们游春要摆探春宴，贵妇到曲江游园要摆裙幄宴。
魏晋至隋唐宴饮活动其功能主要是促进情感的交流，而分餐拉开了进食空间，不利于情感交流，合食恰好能弥补这一缺憾。围桌而食、共享大餐的合餐制使人们在饮宴活动中心态更加放达自由，从而也淡化了饮食活动中的礼法约束与等级制度，更有利于制造欢乐和谐的气氛，可以说，宴饮活动的盛行，是分餐向合食转化的心理基础。
宋代以后饮食文化的兴盛使得合食制绵延至今
唐末宋初，食材的多元化、烹饪样式的多变极大地丰富了宋代餐桌的菜色，教坊酒楼、勾栏瓦舍等公共饮食空间的出现，促使饮食文化走向商业化，这是中国民众饮食文化的一次重要改革。
随着服饰、坐具、坐姿的改进，合餐逐渐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习惯。从东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的垂足而坐的坐姿、坐具中经魏晋南北朝隋唐，至宋代终于完全为汉人所消化，商周以来的跪坐传统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家具终于为新的形式所替代。
在宋代，现代式高大的桌椅、凳子已取代唐代低矮的桌凳，成为各阶层普通的日常家具。美食开始从豪门贵族走向街头百姓，从琳琅满目的飨宴到贴近民众的茶楼酒肆，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百姓的饮食活动。
明清时期，合餐的就餐方式完全定型。儒家“和”的思想完整地反映到饮食活动中，使饮宴活动更追求气氛的和谐和感情的交流。饮宴活动的交际色彩大大增强，劝酒劝菜的筵席文化得到发展。据史料记载，清代乾隆下江南，沿途饮宴无数，除皇帝一人一桌独餐之外，其他随从人员都是围桌而食。
满汉全席在这一时期出现，标志着合餐的进餐方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已是根深蒂固。而且，不管是何种饮食情境，但凡是有客人上门，好客的中国人常会以丰盛的菜肴来款待客人，席间主人还会“劝菜”，通过“共食”这一中式饮食风俗习惯，主客之间的距离一下就被拉近了。
前景展望：分餐还是合食？
中国人民的用餐方式，从分餐到合食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而合食也不断发展绵延至今，这从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爱热闹，重人伦的传统社会观念。时至今日，出于卫生考虑，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分餐，推崇西方的分餐制。
西方采用分餐制度或者自助形式不仅是其饮食结构以及卫生等因素作用的后果，更是西方文化的体现，是社交的要求。因为在西方文化中更多的提倡的是个性、个体和自由，所以分餐是西方文化精神的体现，而这成为导致了西方社会人际关系疏离的原因之一。
在许多中国人的思维里，对于群体的重视远远大于自身，人是社会性动物，难免与他人发生联系，而合食正是与他人交流必不可少的氛围之一。合食的重点是合，而“和”正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这一，这早已刻进了中国人的身体里，融入在我们的潜意识中。
合餐制与分餐制孰优孰劣的问题并无确切答案，关键在于它根植于什么样的社会文化之中。就像西方社会很难实行合餐制一样，在中国，合餐制仍有继续盛行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文化背景，分餐制就很难被大众认可践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晋至隋唐时期分餐向合食的转变从诸多方面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现实生活。
小结
饮食对于中国人而言，已经不只是满足人类温饱需要的生理行为，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文化活动。分餐的就餐方式是由当时的礼乐制度决定的，同人们的生活习惯相适应。而合餐，则是由于民族融合、社会观念的变化，适应人们变化了的生活习惯而逐渐产生的。分餐和合食并不好坏之分，关键看其所根植的社会文化以及是否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
相关参考资料：《中国饮食礼俗与文化史论》、《珍馐玉馔—古代饮食文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