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姚著中国史》（全5册）汲取海峡两岸和日本欧美俄苏多地研究成果，打破了经济史、*治史、文化史、民族史的界线，在域外与中国的动态联系的环境中考察中国从远古到清代的中国历史。作者姚大中（—）对中华文明饱含热情而又异常冷峻，他告诫后人：“中国历史是伟大的，但没落的世家子而尽缅怀昔日荣华，表示的惟是懦弱。知耻庶近乎勇。忘怀历史的民族注定灭亡，顾影自怜或自怨自艾，又或只会自打嘴巴，同样为没出息”。
在中国早期蒙学教育格局中，文化基础的学习，已经包括时空即时间和空间知识的内容。《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说到传统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也涉及文化教育。班固写道：“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所谓“书计”，是书写和计算。关于“六甲五方”，颜师古注只涉及“五方”，引用了苏林和臣瓒两种解说；“苏林曰：‘五方之异书，如今秘书学外国书也。’臣瓒曰：‘辨五方之名及书艺也。’”颜师古以为“瓒说是也”。然而苏林所说“五方”“外国”者，也是有关远方地理学的知识。《礼记·内则》说，“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日。”郑玄注：“方名，东西。”关于“日”，郑玄解释：“朔、望与六甲也。”有关“方名”和“日”的知识，就是《食货志》所谓“五方”“六甲”即涉及空间与时间的学习内容。将《礼记》“方名”与“日”同《汉志》“五方”“六甲”联系起来理解，是符合文化史和教育史的实际的。
顾炎武解说“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指出：“六甲者，四时六十甲子之类。五方者，九州岳渎列国之名。书者，六书。计者，九数。”（《日知录》卷二七《汉书注》）王国维说，“六艺”与“《论语》《孝经》、‘小学’”，都是“汉时学校诵习之书”。“以后世之制明之：‘小学’诸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之科目也。”（《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卷四）“小学”起初是与“大学”对应的概念，指初级教育。有学者指出，“小学的创始人，便是扬雄、杜林、许慎、郑玄。”（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年11月版，第1页至第2页）当时童蒙教育中有关“六甲”“五方”知识的整理和传授，很可能有“刘向、刘歆父子”及“扬雄、杜林、许慎、郑玄”等最优秀的学者参与。
禹贡九州图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进行了区域文化的分析。关于齐地都会临菑，有“其中居五民”的说法。所谓“五民”。有人解释为“士农商工贾”，有人解释为“五方之民”。司马迁根据“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以及“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差别，将全国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四个基本经济区。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这种划分方式是大体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班固在《汉书》中创建《地理志》，作了详尽的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的记述。《姚著中国史》的优异之处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体现了对马班史学思想的继承，即以空间考察的视角分析中国史，理解中国史，说明中国史。
姚大中教授在《前言》中说，“中国历史的叙述方法与解明方式”，应重视“人与地”的关系，重视“叙述空间”。他认为，“传统的历史现象说明，于时间上是悬空的”，“社会学、地理学等诸学位”应当“与历史学结合”，这样可以“帮助”“历史解明”。《姚著中国史》正是如此，力图纠正过去史学或许“悬空”的问题，“走一个新的方向”。
《姚著中国史》“每册各自独立，合则成套”。第1册《*河文明之光》“*河文明：最早的中国〔东汉末年前〕”，第2册《古代北西中国》“大中国：‘游牧中国’和‘农业中国’的竞争、共生与融合”，第3册《南方的奋起》“历史的曲线：正统朝代南移长江〔公元年至年〕”，第4册《中国世界的全盛》“隋唐帝国：东亚秩序的轴心〔公元年至年〕”，第5册《近代中国的成立》“中国舞台：中华民族诸成员全部登场〔公元年至年〕”。
读者会注意到，作者没有按照“传统历史偏向于*治史的叙述”的旧式模板，也不取“封建”或“帝制”的概括语词，果然要“走一个新的方向”。而第1册至第3册“*河文明”“最早的中国”—“北西中国”“‘游牧中国’和‘农业中国’”—“南方”“长江”，先后分别的叙说中心，从区域倾重看，正与司马迁四个基本经济区的划分相合，即“山西”“山东”—“龙门、碣石北”—“江南”。只不过《史记》分说“山西”“山东”者，在《姚著中国史》中以“*河文明”“最早的中国”为主题合说。
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西朝早期长江流域乃多雨潮湿的荒僻之地
在司马迁笔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其实，司马迁这里所说的“江南”，与今人有关所谓“江南”的区域观念并不完全相同。司马迁语谓“江南”所指代的区域，并不如后世人所谓“江南”那样广阔。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虽“江南”已经得到早期开发，在笼统称作“大江之南”（《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的区域中文明程度相对先进，然而与*河中下游华夏文明中心区域相比，经济、文化均表现出明显的差距。
东汉时期，史籍中已经多可看到有关江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取得突出进步的记载。自两汉之际以来，江南经济确实得到速度明显优胜于北方的发展。正如傅筑夫先生所指出的，“从这时起，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经济区的重要性亦即从这时开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长起来，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两个古老的经济区则在相反地日益走向衰退和没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怎样显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版，第25页）
对照《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的人口数字，可以发现从公元2年至公元年年间江南有些地方户口增长的惊人速度。移民南迁，应当是江南文明进步的重要原因。
*五彩滩:绚丽的悬崖式雅丹地貌
对于有些地方自然环境的分析以及相应的文化生态判断，《姚著中国史》颇多中肯之论。如第2册《古代北西中国》写道：“一般史地学者往往以历史上的*或塔里木盆地列为中亚细亚的一部分，谓之中亚细亚东半部，而以现在的中亚细亚列为中亚细亚西半部，这个理论自属成立，因为亚洲内陆干燥地带沃洲大单元有统一性，而*与中亚细亚，则正立于共通的地理基础上。”然而两者又有不同。
“帕米尔高原以西诸山脉，都不太高峻，地势也较平缓，自此趋向于欧洲的现象相当强烈；*则不然，完全具备一个历史上*自身才有的地理环境——北面天山，南面喀喇昆仑（Karakoram）山与昆仑山脉，都自帕米尔高原东向放射，而形成塔里木盆地周围全属海拔二千公尺以上的高原，几乎以*团团包围成一个孤立圈。”“这个地形，便使*与中亚细亚分隔，足以自成一个独立单位，而从中亚细亚区划中脱离。”相关地理现象似乎为人熟知。但是指出其特点，并作为影响区域历史文化走向的因素予以说明，可能确实具有可以“帮助”“历史解明”的意义。
作者还指出：“历史上的*，非只能在沃洲世界中表现为独立单元，而且也是沃洲特征最发达的地区。”*“更能代表分散性沃洲地理典型。所以，世界学者说明沃洲性质以及建设于沃洲上的国家时，便往往以*塔里木盆地举证，*沙漠沃洲，也供为说明标准沃洲地理的‘橱窗’。”这样的意见，是符合*自然地理、民族地理和文化地理的实际的。不过，对于*民族构成的复杂，使用“人种蓄水池”“人种博览会”的说法，或许还可以斟酌。
汉长城遗址
对于秦汉长城，作者指出：“秦朝统一性大长城所经过的路线”，多数与“秦、赵、燕长城原址无关”，并且强调：“这是必须辨明的。”这是值得重视的意见。“关于秦朝长城东方尽头或起点”，作者介绍了“日本学者间，对此秦朝长城极东起端地点，有平壤东南方，今日*海道遂安的比定，指其地恰当平壤平野与汉城方面汉江流域与其北临津江平野的分水岭意义，正合自然境界。”又提示我们，“秦朝以及战国燕国辽东郡范围，系泛指辽河以东与鸭绿江以南。以汉朝以后的辽东郡印象衡量以前，容易发生偏差。”
同时又写道：“但是，也由于这条自北而南，中分朝鲜半岛北部的长城线可认定，无论燕国或秦朝，半岛支配圈尚只限于西北隅。总领半岛北部与中部，须待设郡时代的汉朝。”相关认识的论定，当然还需要实地考古调查的工作。
《古代北西中国》称“秦朝统一‘天下’”之后修筑的长城为“大长城”。作者赞扬了秦长城的文化意义：“雄伟的秦朝大长城，乃是汉族人定胜天的战斗精神结晶，凭双手和决心，创造并达成了‘极’的构想。”“全面隔断草原—耕地的万里长城，也便代表了农业汉族最大限度利用空间的界限。”关于“长城之为‘极’”的认定，以及“长城的作用是双重的，非只对外，同时也具有对内性”的观点，都是长城史及秦汉工程史研究者应当重视的。关于长城“对内”的具体史料，有《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记载“习边事”者郎中侯应的意见。
甘肃张掖山丹*马场
对于秦击灭六国、实现统一的历史意义，《古代北西中国》从“北西”方向的空间考察，予以了高度肯定。对于“秦朝”的评价，作者写道：“秦朝是中国历史上革命、毅力、效率和进取的代表性朝代之一，也是充分表现汉族诞生期勃发朝气的伟大时代，……。”今天人们对于秦*褒贬不一。但是从英雄主义和激进节奏等方面看，姚大中所谓“革命、毅力、效率和进取”以及“勃发朝气”的正面评说是有启示意义的。
由于笔者专攻秦汉历史，不能全面评价《姚著中国史》广角观察、宏大叙事和高位论说的种种精彩。就秦汉时期的研究而言，确实有别开生面的印象。作为台湾大学用书，作者笔法平实，文字洁净，读来有比较舒服的感觉。华夏出版社推出这部与许多史著相比确实可以说是“走一个新的方向”的中国史名著，我们是应当表示感谢的。
我们当然更要感谢促成此书初版的台湾三民书局。笔者与三民书局也有合作，特别崇敬掌舵三民书局的著名出版家刘振强先生。姚大中先生在《前言》最后一句写道：“……感谢刘振强兄的鼓励。”读到这里，回想起数次在台北承刘振强先生款待，参观三民书局，并举杯畅谈的情景，斯人已逝，然而他的书业成就仍永久嘉惠社会。
都江堰风景区
《姚著中国史》是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好书。然而其中微瑕，也不妨在这里指出。比如第1册《*河文明之光》“中央集权制萌芽与中国‘国际’统合的准备期（战国）”一节，关于“农村组合”“农村秩序”“农村社会”“农村社会传统的转移”的部分，说到“战国农村大变革展开以来，列国间的连锁反应，也只有速度与程度的差别”。
作者引用了《史记》卷二九《河渠书》有关“列国防洪用堤防与灌溉给水所需土木事业，以及多功能运河的开发”的水利史记载。所谓“土木事业”正涉及笔者近年
